文/皮薛士(Vern S. Poythress)、古德恩(Wayne A. Grudem)
译/和茜 校/和卫
如何翻译圣经?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白翻译的功用。什么样的翻译才是“好的”圣经翻译?首先,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事实上,在圣经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原则——虽然不是关于翻译的具体说明,但却告知我们翻译的基础,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圣经翻译也是神对教会计划的一部分。
基于圣经诫命的翻译
在颁布大使命时,耶稣教导门徒“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19-20)。这意味着,耶稣的教导会传遍万邦,万民都会理解并且遵守祂的话。这同时也表明,耶稣的教导需要传到这些国家——但那里的民众却说着几千种不同的语言。因此,当耶稣给出大使命时,便暗示了门徒们最终要将祂的教导翻译成许多不同的语言。翻译耶稣的教导(即整本圣经的信息),成为完成大使命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使徒行传第2章得出相同的结论。五旬节那天,圣灵赐予门徒说方言的恩赐,使他们能够奇迹般地开口讲说其他方言。自那天起,福音的信息便开始传遍万邦。这一从神而来的神迹奇事意味着,将圣经翻译成其他语言(不一定都是神迹般的翻译!)将会是传播福音信息的一部分。
但是,“使万民作门徒”并不仅意味着翻译圣经,然后将完成的译文扔给那些以后可能成为耶稣门徒的人们。我们还需要传福音,教导他们,以使他们成长(参弗4:11-13;林前12:28)。圣经翻译是此过程的基础,而随后的教导则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
圣经界定了我们的目标。那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翻译过程中的困难
为理解其中的难处,我们需要回到实际的翻译过程,以及译者使用的人类语言。神将语言作为一个最伟大的恩赐赏给我们。但语言又不仅仅只是一个伟大的恩赐,它还是一个极为丰富、错综复杂的恩赐。语言的丰富性使翻译过程变得极具挑战。
1、词语有不同含义
在英语里,像“狗”或“树干”等单词,虽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极其复杂。在英文字典里,只“狗”的含义就对应着四个完全不同的单词。虽然“树干”只有一项词条解释,但是下面却列举出这个单词所对应的六种完全不同的含义。[2]面对这么多种含义,我们该如何取舍?
母语为英语的人一般可以凭借直觉,轻松地判断出哪一个是正确的含义。他们判断的依据包括:
1)语法:这个单词是名词、动词、直接宾语还是其他?在什么样的语法结构里?
2)更大的语境:其他单词、句子、段落以及整篇文章,即“语篇”。
3)情景:发言人讲的是什么情况?他希望我们如何回应?
这三个因素分别是语法语境、语篇语境以及情景语境,可以用来判断发言人使用的这个单词的具体含义。
但是,偶尔也会出现模棱两可的时候。有时候,要想判断发言人使用的是何种含义,会变得非常挑战。事实上,当沟通发生障碍时,通常是因为两个人使用了同一单词的不同含义。
当我们试图在两种语言间进行转换时,面临的挑战会更大。假设我们需要将旧约从希伯来文翻译成英语,我们必须研究希伯来文单词和英语单词在词典里的定义。虽然两种语言里的两个单词含义可能会大概相同(比如希伯来文的“ben”和英语的“son”[3]),但却极少有完全一致的情况。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希伯来文单词有几种不同的含义,但英语里没有哪个单词能符合其所有使用方法。比如,希伯来文ruach这个单词。初学者会学到,ruach的意思包括“气息、风和灵”。[4]所以,他可能会天真地以为,ruach同时涵盖了这三个含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单词每次出现时,都只呈现一个含义。比如,RSV(英文圣经的校定标准版本)将创世记6:17翻译成:“I will bring a flood of waters upon the earth, to destroy all flesh in which is the breath [ruach] of life from under heaven; everything that is on the earth shall die.”(和合本的译文为:“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ruach]的活物,无一不死。”)[5]在KJV、NASB、NKJV、RSV和NIV版本的圣经[6]中,ruach这个单词都被正确地翻译成“气息”。接下来,RSV将列王记上18:45翻译为:“And in a little while the heavens grew black with clouds and wind [ruach], and there was a great rain.”(和合本的译文为:“霎时间,天因风[ruach]云黑暗,降下大雨。”)这里再次出现了希伯来词ruach。KJV、NASB、NKJV、RSV和NIV版本的圣经都将其正确地翻译为“风”。RSV将约伯记4:15翻译为“A spirit [ruach] glided past my face; the hair of my flesh stood up.”(和合本的译文是:“有灵[ruach]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KJV、NASB、NKJV、RSV和NIV版本的圣经都将其翻译为“灵”,亦即灵魂的含义。
在每个例子里,语境都清楚地表明了,在这三个主要含义里,哪个是最合适的。总体来说,我们需要在特定的语境下,找到符合希伯来文含义的英语表达方法。
2、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句形
翻译时,我们必须传达的是整个短语、语句以及段落的含义,而不是独个单词的含义。一句话里的个别单词都只是含义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传达的是整体的含义和整全的信息,而不是单独的词语。译者必须从语篇层面出发,思考不同的单词含义互相影响的不同方式。比如,我们发现,不同语言遣词造句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希腊语往往使用长句子,比如以弗所书1:3-14在希腊原文里是一句话。当代英语风格倾向于较短的句子,而希伯来文的句子则更短。
不同的语言里,同一句话里单词排列方式也不相同。比如,如果我们呆板地字对字翻译以弗所书1:15-16,会得到这样一句话:
“On-account-of this also I, having-heard the in you faith in the Lord Jesus and the love the to all the saints, not I stop thanking about you mention making at the prayers my.”(中文直译为:“因此既我,听见你信心主耶稣爱心亲爱众圣徒,不我停止感谢你们提到祷告我。”)
显然,这句话并不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造成语言间差异的因素很多。在英语里,我们主要根据词序来区分主语、谓语和宾语。“人咬狗”和“狗咬人”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而在希腊语里,区分主语和谓语的不是词序,而是名词后面连接的后缀(称为格尾)。这一特征使人们在讲希腊语时,可以在保持主语和宾语不变的同时,自由地调整单词的顺序。
我们还发现,一种语言里的语法特征并不会与另一种语言一一对应。每一位希腊语初学者都会学到,希腊语里的不定过去时指代“一般过去的动作”。比如,马太福音4:21:“Jesus called them.”(NIV)(和合本的翻译为“耶稣就招呼他们”。)英语里“called(招呼)”用的是简单过去时,与希腊语里的不定过去时含义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希腊语不定过去时指代的却不是过去的事情。马太福音5:16的诫命“Let your light so shine”(RSV)(和合本的翻译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使用的是不定过去时,指的却是门徒们将来应该做的事。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会明白,这一用法常见于希腊语里的不定命令时,经常被用来发布诫命。
另外,初学者会学到,希腊语的连词hina的意思是“以便;为了”,用来表达目的。比如,罗马书1:13:“I planned many times to come to you in order that [hina] I might have a harvest among you.”(NIV)(和合本的翻译为:“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hina]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但在其他情况下,同样的单词可以翻译成“所以”,或者英语里的不定式:
I long to see you, so that [hina] I may impart to you some spiritual gift. (Rom. 1:11, NIV)
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hina]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罗1:11,和合本译文)
Send the crowds away, so [hina] they can go to the villages and buy themselves some food. (Matt. 14:15, NIV)
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hina]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太14:15,和合本译文)
All this took place to [hina] fulfill what the Lord had said through the prophet: (Matt. 1:22, NIV)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hina]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太1:22,和合本译文)
在其他情况下,希腊词语hina没有表示目的的意思,在翻译时需要用其他的方式处理:
Lord, I do not deserve to [hina] have you come under my roof. (Matt. 8:8, NIV)
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hina]。(太8:8,和合本译文)
If you are the Son of God, tell [hina is added here] these stones to become bread. (Matt. 4:3, NIV)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里加了hina]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太4:3,和合本译文)
…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have [hina is added here] them do to you. (Matt. 7:12 NIV)
你们愿意[这里加了hina]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太7:12,和合本译文)
在马太福音4:3和7:12,希腊词语hina并没有被单独翻译成一个英语单词。而是英文的句子作为一个整体,使我们能够将两部分连为一体,[7]体现出和希腊语一样的含义。
类似的差异不胜枚举。所有学习第二语言的学生都会意识到类似的差异。但是,只有当他过了比较天真的初始阶段,不再只相信简单的公式,比如“希腊语单词hina的意思是‘以便’”,他才会明白这些差异。
3、形式和含义
人们可能会天真地以为,“翻译是一个单词对应一个单词翻过去就行”。但是,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如果这么做的话,并不足以传达原文的含义。事实上,译者希望用英语传达出原文的精确含义。要达到这个目标,译者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机械地字对字翻译。也就是说,译者不能保留原有的形式。一个希伯来文单词(比如ruach,“气息、风和灵”)在译成英语时,并不总是采用同样的翻译方式。一种语法时态(比如希腊语不定过去时)翻译时方法也不尽相同。一个简单的连词(比如希腊连词hina)翻译方法也不一样。在翻译成英语时,译者改变原文的形式,恰恰是为了在英语里能够最大程度地精确再现原文的含义。
对新手来说,翻译时的这种灵活性并不简单。因此,讲授翻译的老师常用一句话简单概括:“翻译含义,而不是形式。”
天真的圣经学习者容易犯一个错误。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原文书稿传达的每一个细节信息,包括每一个单词,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后3:16)。由此,他们错误地推断,翻译也必须严格机械地字对字进行。这种推理并没有意识到,在原语言里,神将单词组成了句子,好传达信息。我们只有意识到,神用句子和段落,而不是单独的词语说话,才能真正传达神的话语。忠实地将神的话语用另外一种语言呈现出来,意味着综合考虑神话语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只看单词。在读写给朋友的信件时,我们读的是词语传达出的信息。我们在读神的话(即圣经)的时候,也应如此。[8]
动态对等翻译理论
语言学家和翻译教师提出“动态对等”翻译理论,详细解释了形式和含义的差别,不同语言的差异以及理想的翻译实践。[9]此理论倡导的核心原则是含义优先于形式。因此,“动态对等”指的是,在翻译成目标语时要选择具有同等含义的表达。与之相反,“形式对等”则指,在目标语中选择词对词的对应表达,而不管含义是否相同。因此,一般来说,动态对等理论支持翻译含义,而不是翻译形式。
很明显,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该理论鼓励译者关注重要的事情。为了传达含义,形式可以重构。在沟通困难的情况下,这一原则尤为有效。即便只是传达了最少的核心信息,也总比形式对等却无法沟通来得重要。
除了此基本原则外,早期“动态对等”理论也详细地说明了其在各种特殊情况下的具体应用。比如,根据这一理论,译者可以在目标语言中明确原语言所隐藏的信息。比如,假设目标语中没有“爱”的名词,只有动词,就像希腊语中“爱”(agape)是名词,翻译的时候就需要在目标语中加上明确的主语和宾语:“神爱你”或“你爱神”。
请看另一个更加复杂的例子。比较以弗所书1:18的两种翻译:
… that you may know what is the hope of His calling, (NASB)
(直译过来为:……使你们知道祂的恩召的(of)指望)
… that you may know what is the hope to which he has called you, (RSV)
(直译过来为:……使你们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如果字对字翻译,这句希腊语的英语译文是“the hope of-the calling his”,即“指望的呼召他的”。严格来说,无论是NASB,还是RSV版本(KJV以及其他主要的英文译本)都不是完全的“形式对等”。如果完全字对字翻译,英语译文则不符合语法。为使英语符合语法,NASB版本(较之其他版本)对单词的调整最小。
但这里依然有一个难题。英语里的“of”(连词“的”)与希腊语原文结构并非完全一致。希腊语原文使用的是所有格形式,而不是单独的词语“of”,所以“of”并没有完全对等。事实上,至少在这个例子里,英语译文有可能会带来误解。英语读者可能简单地以为,NASB版本里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望祂将来会呼召你。”但是,保罗并不是这个意思。在希腊语原文中,这句话的准确含义更接近于“从祂的呼召中生出来的指望”或“关于祂呼召的指望”。RSV、NIV和GNB版本都有“祂呼召你,好给你指望”的意思。这样就避免了产生误解的可能,这是一种实用的解决方案。译者重构了形式,从而阐明了含义。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还加入了额外的单词“你们”,在希腊语中并没有这个单词。那么,英语这么处理合理吗?合理。因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希腊语暗示了这一含义。如果希腊语清楚地说“祂的呼召”,即神的呼召,那就意味着神在呼召什么人,那这个人是谁呢?通过分析文本,我们可以得知这个人就是“你们”。
动态对等理论还能达到更多的目的。有时候,因为文化的差异,某一特定文化里讲特定语言的目标读者几乎肯定会误解某一词语甚至某一举动的文化含义。在一种目标文化中,手里拿着棕树叶与人见面意味着嘲讽。那约翰福音12:13,耶稣在周日的时候被拿着棕树枝的人迎接入城该如何处理呢?当时,有许多人“took palm branches and went out to meet him”(NIV)(和合本的译文为:“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在这个例子里,动态对等理论使译者可以加入原文在语言层面所没有的必要的文化信息。译者没有说“人们去迎接他”,而是说“人们拿着棕树枝去欢迎他”。在这里,译者在语言意义上做了折中(希腊语文本并没有明确地说,人们在欢迎耶稣)。但是动态对等理论认为,加上“欢迎”这个词是可取的,可以实现沟通的目的。
动态对等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可以鼓励译者再三思考含义的传达,而不仅仅是形式。这一点,在训练对语言理解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人群时特别重要。他们的直觉几乎是机械翻译,即字对字的翻译,特别是在他们对需要转换的两种语言的掌握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们也许掌握了一个简单的初学者规则,比如“希伯来文ben的意思是儿子”。他们会忍不住机械地把所有出现ben的地方用“儿子”来代替,却忽视了语境,以及语境暗含的含义间的细微区别。
早期动态对等理论的应用
我们必须了解动态对等理论产生的背景。在二十世纪,一个称为“结构语言学”的学术领域就翻译问题开始进行理论反思。几乎与此同时,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和其他翻译机构也开始将圣经翻译成几千种不同的语言。在那些地方,人们还没有接触过福音。学术界的理论工作和译者的实践工作齐头并进,人们一起努力处理翻译的各种难题。
1、动态对等翻译理论的发展
着手将圣经翻译成几千种语言的译者们,发现自己在将圣经翻译成土著语言时遇到了额外的挑战,因为这些语言中很多语法体系与印欧语系相差甚大。另外,他们的受众,即目标读者,几乎不知道基督教,或者知之甚少。所以,目标语言里没有可以传达圣经核心观点的对应词汇。[10]
2、强调清晰性
正因为将圣经翻译为土著语言遇到了如此多的困难,动态对等理论在早期时,最强调清晰性,即“确保你说的话清楚明白。每句话都可以理解,而且符合目标语的语法形式”。
对宣教士来说,当他们初次接触某种文化时,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是长久来看,太过强调清晰性会让人们忘记,圣经原文并不仅仅强调简单的清晰性,以及即时理解。圣经希望人们思考,内容涉及复杂的神学论证,还有丰富的诗意表达。彼得承认,保罗的一些话“难明白”(彼后3:16)。但以理书9:27在希伯来原文里和在KJV版本里一样难以理解。[11]我们并不是说类似的章节无法理解,而是说这些经文需要认真研习。
其次,因为福音未及之民的特殊要求,早期理论敦促我们将每句话都解释清楚。这么做的同时,会让人们以为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之间毫无区别。但是事实上,这两种信息存在微妙的差别。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文详细论述。
最后,虽然动态对等理论的创始人在原则上明白,有许多因素共同决定了含义。但是在实践的时候,强调清晰性会很自然地将关注点放在最基本和最明显的信息上。结果,许多译者倾向于在背景里加入其他维度的含义。
所以,问题根本上取决于译者在实践时如何应用该理论。该理论在解决现实中令人烦恼的复杂的语言问题时,的确是非常有效的指导。但是,如果过度简单化,该理论就成为简单翻译出最基本的含义或者最明显的含义的借口,从而忽视了基础意思之上含义的一些细微差别。
早期动态对等理论非常有效,因为早期的应用是将圣经翻译成土著语言。目标语读者不了解基督教,或者对基督教知之甚少。在这些情况下,将关注点放在简洁性和清晰性上,将困难的地方解释清楚也就无可厚非了。
然而,该理论随后被应用于将圣经翻译成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起初,翻译针对的是阅读技能不高的人群:儿童、英语为第二语言人群、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以及阅读障碍者。接下来,该理论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普通大众,然而译者却依然只考虑初级读者。但营销商却希望译文完成后,可售卖的范围越广越好,在打广告的时候宣称圣经适用于所有人。[12]随着这一重心的转移,翻译过程变得更加不恰当。营销商似乎以为,只要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将所有内容仔细解读,再用简单的方式加以解释,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理解圣经。[13]
3、意识到含义的细微差距,并逐渐改善
幸运的是,译者和翻译理论家也在实践中改变思路,逐渐改善一开始的关注点。美国联合基督教协会提出了“功能对等”概念,暑期语言学院提出了“基于含义的翻译”。暑期语言学院、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的学术部门提出了语义结构分析和话语分析,使译者能够更有意识也更有重点地处理整个段落,甚至更大的篇章。[14]
如今,翻译理论家也意识到该理论早期的一些局限。厄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Ernst-August Gutt)与威克利夫圣经翻译会均意识到,早期动态对等理论的主要问题是误以为该理论是全备的解决方案。在实践过程中,应用动态对等理论却忽视了语词一些微妙的含义。在进行大量理论研究后,格特评论到:“译者们应该坚定地掌握至今为止被忽视的那些含义,尤其应该明白,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有效沟通和薄弱沟通之间存在重大差异。”[15]
格特对译者的建议是,三思而后行。他意识到,所有优秀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折中,这在所难免。但是他强调,在许多情况下,译文本身不能够也不应该承担沟通的全部重担。研读圣经的人们可以阅读脚注、圣经辅助书籍、初级释经书、传道人的解释等等。在将圣经翻译成土著语言的时候况且如此,更何况翻译成英语呢!
要充分理解格特的观点,许多圣经学者需要扩大他们的视野。圣经学者大多数时间都在思考或者书写他们正在研读的文本的神学价值以及隐含之意。他们撰写释经书,主要目的是解释清楚经文的隐含信息。因此,只要两种措辞有着相同的神学含义,圣经学者就会将它们看作是对等的。虽然从神学内容角度看,这两种不同的措辞似乎有“同样的含义”,但是文体学家和研究语篇的语言学家却提醒我们,还要关注到文本的其他方面。比如,他们提出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直接称呼和间接称呼、主动结构和被动结构、第二人称话语和第三人称话语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在交流的整体行为产生的复杂含义中,这些因素会造成细微的差别。因此,在进一步细化的阶段,两种极为不同的措辞是典型的含义不完全一致的例子。
复杂性的类型
因此,我们在改善对含义的理解时,还需考虑多种微妙的细节差异。具体有哪些呢?
1、字典概述的局限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单词有一个以上的含义,具体取决于语境。但是如果对这些不同的含义进行概括,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可能性。即便是单一的主要含义,在不同的语境下,也会出现细微的变化,隐含之意会稍有不同。虽然词典编撰者努力涵盖每个单词所有的含义,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意识到,截然不同的语境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字典里那些大篇幅的描述,也会涉及概述和近似词。[16]
2、一个单词可能结合多种含义
除此之外,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个单词可能同时使用一个以上的字典含义。比如,圣经有时会玩文字游戏,或者用到一个词的两种含义。在创世记第1-5章,希伯来文adam一词被用来指代人类(创1:16、27),用来描述第一个被创造的人(创2:7、8),以及亚当的名字(创5:1、3、4、5)。在以西结书37章的经文里,希伯来文单词ruach就被用来指代气息(37:5)、风(37:9)和灵(37:14)。在有关“重生”(约3:7)著名经文里,关键的希腊语单词anothen可能具有双重含义:“重新”和“从上而来”。无论是英语还是其他语言,都很难用一个单词完美地再现双重含义,因为在我们的语言里,没有一个单词能够同时具备所有同样的功能。
鉴于此,遇到类似的情况,译者该如何处理呢?译者必须承认,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不可能兼顾所有,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利用好目标语所有的资源。
3、影响完整含义的因素
许多额外的因素也会影响到语言的整体含义和影响,它们起作用的方式一般比较微妙。我们列出其中几项。
首先,体裁至关重要。即,需要翻译的是散文还是诗歌,证道词还是祷告词,信件还是历史叙事,理性论述还是激情洋溢的辞藻?体裁或者话语类别会影响整体风格。
其次,隐喻至关重要。作为一种文字的表现形式,隐喻并非具有同样的含义。看到隐喻,听众开始思索,罪人和山羊、生长的植物和神的国、教会和人的身体之间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如果可能的话,好的译文应保留这些隐喻,而不是弱化。[17]
第三,直接说明和间接暗示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直接说明一件事情,和间接暗示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是间接暗示,读者必须自己找出暗示的内容。作者选择间接暗示,而不是直接说明,不仅仅是向读者传达特定的事实,而是作者也相信,读者无需费力即可看出暗示的内容。与暗示的内容相比,直接说明的内容信息更加集中。好的译文,应该努力保留直接说明和间接暗示的差异。
比如,我们看一下耶稣的比喻。比喻这种故事形式可以将其含义向一些人显示,却向另外一些人隐藏起来(可4:10-12)。用撒种这类直接比喻,有的种子生长,有的种子没有生长,和间接指代的人心具有明显的区别。两者的差异就可以显示出撒种的比喻功能——将知道神国秘密的人和不知道的人区别开来。
第四,语域至关重要。“语域”指适用于某一特定社会场合的语言风格,即语言可以是高尚的、僵硬的、专业的、正式的、亲密的、非正式的、粗俗的或者卑劣的。一篇文章的整体含义取决于它的正式程度,即“正式”到“非正式”,以及专业程度,即“专业的”到“通俗的”。
第五,风格至关重要。作者采用的是明显的文学文体,还是不明显的文学文体?复杂词汇还是简单词汇?复杂还是简单的语句和段落?优雅还是简单的结构?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读者的整体印象。
第六,呈现的顺序至关重要。阅读的整体体验取决于读者已知的信息,而已知的信息取决于语篇开始介绍的内容。
第七,呈现的频率至关重要。我们面对的是紧凑密集的神学专著?还是就同一主题漫无边际的闲散讨论?
第八,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至关重要。作者同情他的读者,还是在苛责他们?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亲密的,友好的,紧张的,还是充满敌意?某一特定语篇的基调是忧伤,激动,无聊,紧迫,还是安逸?
第九,焦点和重心至关重要。“咬这个人的是那只狗”和“狗咬的是这个人”或“这只狗,就是它咬了那个人”或“真的是这只狗咬了那个人”或“这只狗真的咬了那个人”,含义是有微妙区别的。在每个例子里,作者强调的是什么?关注的是什么?他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某个方向的目的又是什么?
第十,隐喻与其他句子、语篇的关系至关重要。创世记5:3:“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像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如果能意识到,这句经文指向创世记5:1-2以及1:26-27神“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就能丰富我们对经文的理解。当然,亚当做的事情和神做的事情不尽相同,但是他做的是一件类似的事情。如果能意识到歌罗西书3:10提到重造的时候,是基于创世记的语言——“…… put on the new self, which is being renewed in knowledge in the image of its Creator”(NIV)(和合本译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也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经文的理解。
因为隐喻的使用以及篇章间关联的方式不同、强度不同,情况可能会更为复杂。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直接引用,也能发现虽然没有直接引用,却在重新使用类似的语言(西3:10)。我们发现,不仅可以将出埃及记只当作过去的事件,也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基督教的救赎(林前10:1-11)。
十一,关键词的重复至关重要。重复将文本不同部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十二,段落结构至关重要。除了单独的篇章以外,论证的结构和顺序也会影响整体信息。
4、圣经译者应努力捕捉圣经的丰富性
因此,一位好的译者在翻译中,应该尽可能捕捉原文的丰富性,尽量避免将耶稣的讲道变成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因为这样做可能只传达了基本含义,却失去了以上提到的可以传达含义的其他因素。[18]
译者也不应认为,自己可以因为一些论点不是“重要的论点”,就判断其为“不重要的论点”,从而忽视这些内容。毕竟,译者是有限的人。作为人,我们不可能预测神在另一种语言里使用祂话语的方式,论及不同的人和他们多样的性格、年纪、境遇、需求、罪以及失败。因我们无法预测神的作为,所以我们需要在第二种语言里,尽可能精确地重现圣经中含义的各个方面,以及语言的所有细节。
翻译要实现最大程度的对等
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因为翻译这个任务非常复杂,没有任何翻译可以达到理想的情况,即在第二语言里完全重现第一语言里的话或者写作的全部信息。
那么,译者在实践时该如何处理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出艰难的抉择,接受折中的处理方式。比如在以西结书37章,同一个单词ruach出现了好几次,其意思分别是“气息”、“风”和“灵”。译者可以用“气息”、“风”和“灵”这三个单词分别来表达其不同的含义,但却无法充分体现出这三个单词之间的关系,也无法体现使用同一单词的三个含义的微妙。英语读者可能会隐隐感觉,这三个单词之间存在隐喻的关系,但此处的暗示没有希伯来原文那么强烈。
所以,译者可以用脚注的方式,说明这三个英语单词在希伯来文里是同一个单词。这也是译成英语时最好的解决方法,但这么做和原文也并非完全一致。用脚注的方式说明,和在原文里直接体现是不一样的。一些读者可能不看脚注,有的读者阅读被中断,但这些情况在读希伯来文时不会发生。另外,明确地解释文字游戏,和让读者自己体会相比,行文风格会显得过于迂腐。
其他的解决方案远不及这一方法。比如,在出现这个单词的地方,我们可以统一翻译为“气息”。但是这个单词的英语含义在有些情况下并不适合其语境。在第9节和第14节,英文单词的含义已然没有原文清晰——在第14节,主说:“I will put my breath in you and you will live.”(和合本译文为:“我必将我的灵[ruach]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将这句经文与以西结书36:26比较一下:“ A new heart I will give you, and a new spirit [ruach] I will put within you.”(RSV)(和合本译文为:“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新灵[ruach]放在你们里面。”)这里明确包含了更新人的灵的意思。这一应许在圣灵浇灌,以及圣灵更新我们的灵时得以实现(徒2;罗8)。如果我们将以西结书37:14的ruach用“气息”来代替,那就丢失了隐含的圣灵的意思。
翻译中还有其他的困难。在一些经文中,我们无法确定作者的意图是使用哪一种含义。有些情况下,作者可能有一个主要意图,但是也暗示了另外一个含义。比如,约伯记32:8说:“But it is the spirit [ruach margin has “Spirit”] in a person, the breath [Hebrew nshama] of the Almighty, that gives him understanding.”(NIV)(和合本译文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希伯来文单词ruach出现在经文的上半句,含义要么是“气息”,要么是“灵”。哪个含义是正确的呢?“灵”符合这里的语境,意即这里的某种“灵”或“圣灵”可以使人聪明。NIV翻译成“spirit(灵)”,基本是正确的。但是下半句并行的经文说“全能者的气息”,使用了另外一个指代“气息”的单词,暗示上半句里ruach“气息”的含义不能完全抹除。第二句并行经文继续强调了ruach的第二种含义,而这一点在英语里则无法完美的重现。
译者面临这些艰难的选择时,该如何取舍呢?他们应该有优先次序。一些含义比其他含义更加重要。译者首先需要译出一篇文章的基本含义或者明显含义,这是必须要传达的信息,但是译者也不该止步于此,而是应该尽自己所能,包括更多的附属含义。换句话说,在目标语允许的范围内,译者应努力达到“最全面的对等”。[19]
但依旧可以翻译出值得信任的译文
但是,这里需要警告一下,译者可能忍不住将注意力只放在“遗失”的小细节上,或者那些“无法翻译”的地方。事实上,卡森(Carson)在最近关于翻译中的性别语言的一本书里使用了“翻译即叛变”这一格言。[20](也许卡森引用这句格言只是开玩笑,有夸张的意味。但是本书其他部分语调非常严肃,恐怕一些读者无法意识到这句话里的幽默。)但是,这本书只关注了所有的困难,可能会给一些读者造成很大的负面印象,怀疑不可能用正确的方法将圣经翻译成其他语言。
但是,我们不能失去信心,主要原因如下:
1)“翻译即叛变”是意大利谚语,而不是圣经。圣经里没有类似的信息,也没有传达任何类似的态度。“叛变”的意思是,背叛自己的祖国或社会,来帮助自己的敌人。翻译圣经绝对不是这样的活动,这是可以肯定的。翻译是神给人类的语言恩赐的一部分,是一项奇妙的能力。在将圣经从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语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过程中,翻译起到了无法比拟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才能读到圣经、理解圣经、相信并且顺服圣经。
2)神对世上一切的事物都享有主权,包括不同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圣经命令我们教导“万民”,使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太28:19-20)。神指导和计划了基督徒将会参与翻译事工。所以,我们可以推测,神会使世界上所有的语言系统都能够精确地传达圣经的含义。一本关于翻译理论的标准书直言:“一种语言里所有的话,都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说出来。”[21]
3)翻译过程中难以转化的内容,一般不是文章的基本信息或者核心信息,而是具体的细节,比如额外的细微差异、弦外之音和与其他单词的关联等。[22]
4)在新约时代,许多基督徒无法阅读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然而,他们可以阅读希腊语译本,即七十士译本。新约作者毫不犹豫地使用七十士译本(虽然该译本存在许多不足),引用其内容,称之为圣经,希望人们可以相信并且顺服。他们并没有觉得,将神的话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语是“叛变”;他们认为,翻译是从神而来的珍贵的恩赐,因为人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阅读并且理解神的话。
1、圣经的丰富和深度
我们需要记住圣经两个互补的特性:简洁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圣经的基本信息非常简单。神设计了圣经,来指导头脑简单的人以及学识渊博的人(箴1:4;诗19:7;林前1:18-31)。圣经在许多地方,用许多种方式传达了救恩的信息,任何人都没有借口说没看到。所以,即使是有缺陷的和有问题的圣经译文,也能够带领人们走向救恩。神可以使用非常不完美的译文,将灵粮带给祂的百姓,这是值得我们喜乐的事情。
另一方面,圣经是一部极为深奥的著作。在圣经里,神的智慧无法测度,极为丰富(罗11:33-36;赛40:28;弗3:18-21)。虽然简单概述圣经的确可以传达救恩的信息,但是概述不可以传达所有的内容。神希望我们继续前行,多听,多学,坐在耶稣的脚下(路10:39),消化圣经智慧的长阔高深。神呼召我们,藉着默想消化神的话,在智慧上逐渐增长(箴1:2-7;诗1,119:11、15等)。
译者需要尊重这一丰富的智慧。当然,译者需要传达基本的信息,但是在处理圣经丰富的智慧时,译者不应该满足于仅传达基本信息。圣经译者应该尽可能再现圣经原语言里含义、指教、劝诫以及例子的丰富性。
那么,圣经原语言里的信息多少是重要的?所有都是重要的,因为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保罗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3:16)
几百年来,神的子民凭直觉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研读、默想、思考、祷告、背诵圣经,把它当做神的话。他们越注重细节,就越发现圣经的丰富。通过这种方式,圣经超越世界上所有的书。圣经含义的丰富性,我们尚未完全发掘。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是,圣经里有神无限的智慧。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圣贤曾经创作了伟大的著作。但是,神的思维比所有人类的思维都要深奥,圣经上的话就是神亲自对我们讲话。
2、人类语言的丰富性
圣经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第二个原因,是神创造了人类语言,可以同时传达大量的信息。我们越研读圣经,越能发现虽然圣经是用普通的人类语言写成的,但是却有许多的维度构成了圣经信息的所有含义和神韵(texture)。当然,圣经里也有“基本含义”,即一句话传达的最明显的意思。但是,文体家、文学学生、话语分析家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以看到更多的内涵。通过有意识的反思,他们可以证实圣经研习者几百年来凭直觉了解的事实:圣经是一部极为复杂的著作。每一个点上,都有多维度的神韵与明显的含义相互交错。如果我们分析某一具体的圣经篇章,要认识到有许多方面决定了完整的含义。
保留形式和解释含义之间的张力
一旦我们意识到圣经的丰富性,一旦我们下定决心,在英语里尽可能传达与原语言同样的信息,那我们的译文里该保留多少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的形式和结构呢?而为了在英语里有效地传达信息,我们又需要重构多少形式呢?
答案显然是,“为了在英语里完全重现原文含义,译者愿意重构多少就可以重构多少”。
但是,在翻译过程中,重构也要适度。从完全字对字翻译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用系统神学的系统方式,整理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在英语里重现圣经的“含义”。这是对圣经的极端重构和重整(解释),译者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译文应该是英语读者构建自己神学的基石,不应该变成对圣经的教义概述。
1、习语的问题
所以,译者可能会设定一个更加谦和的目标。他会说:“我要确保英语句子符合语法,同时尽量少做调整。”但是,这里依然还有一些问题。比如,习语如何处理?一种语言里,习语是指一组单词具备了特殊的含义,区别于单个词语的含义。在美式英语里,“hit the sack”的意思是“上床睡觉”。但是,如果字对字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字面意思就是:“用手敲打布袋子。”所以,在原语言里清楚的圣经表达方式,在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之后,含义可能会变得含糊不清。
2、其他问题
除了习语,其他一些表达方式也会带来问题。记得以弗所书1:18的例子吗?从希腊语字对字翻译的话,我们会看到“希望恩召祂的”。经过最低限度的调整,我们会看到“祂的恩召的希望”。但是英语读者可能会以为这意味着“持有祂将来呼召你的希望”,而这并不是保罗的意图。所以,RSV、NIV和GNB都调整为“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作出这种形式的调整,会使得经文更加清晰,便于读者理解,这很好。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也会带来一些不可预期的微妙的问题。RSV、NIV和GNB版本里都添加了“你们”这个单词。虽然这个词并不是完全错误,但是在希腊语原文里并没有对应的单词,而且使英语译文的含义比希腊语更加具体。希腊语里“祂的呼召”指的是上帝呼召祂的子民。这个短语就像一幅生动的图片,针对所有神所呼召的人。“你们”更加具体、明确,特指以弗所的人。另外,RSV、NIV和GNB版本的措辞暗示了,神的呼召的全部意义在于要有指望,而希腊语会使得人的盼望更加宽广,亦即神呼召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包括许多方面,对祂的计划得以实现的指望只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后面这一观点在保罗其他教导里出现过(弗4:1;林前1:9等)。
这里的差异非常微妙,很容易被忽视。当然,我们需要首先确保,译文捕捉到了“主要含义”,即最明显的含义。如果过度强调微妙的细节,而导致读者错过要点,就没有意义了。“使你们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比“祂的恩召的指望”能更好的表达出主要论点,因为译文避免了许多人可能会掉入的误区,即误以为“持有希望,祂将来会呼召你”。但是,结构的重建(“使你们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也有潜在的问题,我们需要留意。
3、意译呢?
如果采取意译的方法,对原文的改变会更加深入,而且更加冒险。比如以弗所书1:18,GW版本的译文是“the confidence that he calls you to have(祂呼召你们要有的信心)”, NLT的译文是“the wonderful future he has promised to those he called(给所有祂呼召的人美妙的未来)”。在这两个例子里,含义的调整非常明显。GW版本中,“信心”丢失了“指望”里指向未来的含义。另外,“信心”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单词,而保罗书信里的“指望”会激发更多的含义,也更加客观,即新天新地以及我们在里面的生活。与GW版本不同,NLT版本“给所有祂呼召的人的美妙的未来”传达了未来的因素,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却少了“指望”的主观层次,而且不知道从哪里引入了“应许”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使你们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只是稍微重建了结构。相比之下,这些意译重建了原文的很多形式,而且使用的单词传达出的含义比原文的含义要狭窄。[23]
意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削弱了以弗所书1:18与保罗谈到“指望”的其他经文的联系。“指望”是保罗比较值得注意的观点。如果英语读者无法意识到那些保罗用差不多同一方式使用同一单词的经文间的联系,也就削弱了读者对圣经的深入理解。[24]
如果将“指望”换成其他单词,就削弱了本节经文与其他保罗提到“指望”的经文间的联系,这个问题在许多其他地方都出现过。文章的部分含义,是从和其他章节的关联中获得的。关联的方式不仅仅是直接引用之前的圣经经文,还有共同的措辞和微妙的暗指。如果意译重塑了文本,使用了更简单的单词,只传达部分的原始含义,加上了解释性的短语,经文之间多重的复杂关联却无法传达了。
这里的教训是,如果人们用GW和NLT的方法意译,无论多么努力,都会使含义发生变化。一些细微差别会被丢失,而一些差别却凭空出现。另外,意译具有更高的自由度,也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如果译者放弃原文的形式,他如果有任何误解,就会对译文产生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如果译者在较好的传达含义的同时,保留原文的形式,他也许就不需要总是在原文各种可能的译文之间犹豫不决,因为原文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原文读者也需要努力理解)也会同时体现在译文里。
4、保留形式或改变形式?
答案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保留形式”并不总是有效,因为形式有时候会阻碍含义的传达。“保留含义而忽视形式”也不会总是有效,因为形式和含义并不会完全分开,形式经常会影响到含义。[25]书面语和口头语有许多维度,大致的意译很难捕捉到全部含义。[26]
那在实际翻译中该如何处理呢?可将所有的译文划分到一个光谱上。一些译文努力地保留形式,另一些自由地意译。那我们该如何描述这一光谱?
一个常见的方式是,将光谱的一端定为“形式对等”,另一端定为“动态对等”。然而,这些术语本身有个潜在的问题,“动态对等”对不同的人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含义。一些人使用这个术语的时候,指的是用高度说明性的方式进行翻译,不太关注含义的细微差别。或者,这个术语指的是动态对等理论早期阶段所有的内容。或者,它指的是该理论目前进展中的内容,也包括将来的各种发展。“基于含义的翻译”是语言暑期学院使用的术语,也许是对理想翻译的描述。为了避免混淆这些含义,我们将一端定义为“保留形式”,另一端定义为“改变形式”。
KJV、NASB和NKJV版本的圣经更努力地保留形式,因此,这些版本被称为使用形式对等理论的译文。但是,即使是这些译文,也不仅只是稍微改变了语法,而是同时关注含义以及形式。因此,“形式对等”并不是最好的术语。这些译文的确更努力地保留形式,所以这些译文更接近“保留形式”这一端。
NLT、GW和CEV版本自由地重构原文形式,经常意译,所以属于“改变形式”这一端。GNB和NCV较少采用意译,冒险进行改变的可能性更少,但是经常被认为是解释形式上改变的例子。其他的译文没有这么极端,RSV比较偏向于保留形式这一端,NIV则位于中间。[27]
我们可以将这些版本放在一条光谱上,直观地展示翻译策略的幅度。我们将偏向保留形式的译文放在一端,将形式改变较多的放在另一端。经过各种权衡,一些译文版本采取的策略更接近于中间。[28]
事实上,正如我们所预料,在所有这些例子里,许多译者的语言直觉比较敏感。他们凭直觉意识到,动态对等理论用清晰的理论形式所表述的一些基本事实。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的基本任务是翻译“含义”,而不是“形式”。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所有译者都会改变原文的形式,好传达易于理解的含义。但是,许多译者凭直觉知道,一旦开始极端意译,就需要做一些权衡。不同的译文具有不同的目的,有时针对的是不同的读者,就会使译文出现在光谱不同的位置上,这也取决于译者重构或者意译的程度。那些极端意译的版本可能考虑的是非基督徒和初学者,因此在翻译时非常注重简洁性和清晰度。
对于译者在光谱上该选择哪一位置的挣扎,我们很是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关键事实:从根本上讲,所有译者都不可能避免权衡。光谱上保守这一端更像一对一匹配,经常可以保留因为重构形式而遗失的含义上的细微差别。但是,译文的可读性就会差一些,里面的句子含义需要读者认真思考,而不是“表面上”一眼就能看明白。而且,这些译文面临翻译出一些被误解的或者理解起来非常困难的句子的风险,特别是对于刚开始读圣经的读者。
对于刚开始学习希伯来文和希腊语的学生来说,他们经常对保留形式印象深刻,因为这种译文看起来似乎与原文“精确对应”。但是,这种做法有时只是一种错觉。在一些具体的案例里,形式上的对应并不真正等于含义上的对应。因此,翻译理论强迫学生们看到保留形式的局限,这种做法是对的。
在光谱的另一端,意译的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度会更高,即使对于非基督徒和初级读者也是如此。文本“重获新生”,因为习语非常自然,符合当代的阅读习惯,读起来乐趣横生,是一次激动人心、灵命活泼的体验。[29]但是,这些译文过于强调可读性和流畅度,便丢失了一些含义的细微差别,读者接受的信息与原文的信息会有微妙的差别。
有着天真想法的初级读者可能太容易臣服于这些版本,而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失了什么。意译的版本读起来毫不费力。除非有人详细地把两个译本中的经文一节一节地比较,否则看起来内容好像也没有差别。但是,即使有人这么做了,如果不对照原文,又怎么能知道问题究竟有多大呢?另一方面,当初级读者拿到一本保留形式的译文,随着阅读的深入,他会发现其英语表达变得更加困难,凭直觉也会感觉到压力和困难。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自己判定是否可以处理这些困难。因此,保留形式的译文的一些局限会很快显现出来,这个问题在另一端则不会出现。事实上,我们应该意识到,两端都会出现问题。
我们认为,只要读者能够理解不同翻译方法的局限和优点,就会有很多的方法可供选择。一开始,我们可以挑选一个比较偏向意译的版本,让一位非基督徒朋友看圣经的一部分,比如马可福音,好帮助他快速地了解圣经的主要信息。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希望他能越过这个阶段。圣经研习者越成熟,就越希望能拥有一本偏向保留形式的圣经,比如NASB、NKJV、RSV。NIV是比较好的“中间”版本,能够同时满足很多需要,尽管它不能像那些保留形式的译本一样供人研读,也不能像改变形式的译本那样方便初学者阅读。
5、不同的译文不就是不同的解释吗?
鉴于翻译圣经的种种困难,译者可能会安慰自己说:“所有的翻译都是解释。”这么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因为所有的翻译都需要译者首先进行解释。只有译者首先深入解释并且理解了原文的含义,才能确保翻译出最为精确的译文,包括所有维度的各种细微差别。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才能译出既能传达主要含义,又能体现原文所有细微差别的译文。在这一层面,每种译文都体现了译者对于原文最好的理解或“解释”。
但是,如果人们利用这一借口,为“像撰写释经书一样重写圣经原文”来辩护的话,“所有翻译即解释”这句格言的含义就会变味。释经书会仔细分析原文的含义,解释清楚其中暗藏的含义。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主流翻译的责任,也不是一般性用途的圣经译文应该达到的目的。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许多美国宗教人士忙于其他事情,对圣经越来越懈怠。许多平信徒不读释经书,许多基督教书店(至少我们拜访的那几家)甚至没有严肃的释经书的库存。所以,译者可能会忍不住在文本中加入一些明确的额外信息,试图“帮助”圣经读者。他们可能会用平白的文体解释隐喻,可能将紧凑的神学阐述改成长篇大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帮助读者们不用费力、迅速理解圣经的信息。这么做有一定的益处,特别是对于初学者。但是如果将意译的内容当作“圣经”,并且称之为“译文”的话,他们就模糊了译文和释经书之间的界限。基督徒不仅需要意识到这些版本的益处,也应该看到局限,并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渐跨越这些障碍。
回到我们刚开始的论点,我们必须清楚指出,所有圣经篇章的含义不仅仅包括它的“基本含义”,还包括风格、焦点、重点、指代、比喻风格以及由许多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的细微差别。所有译文都应该尽可能体现这些特征。但是,不同译文的重心不同,导致在细节翻译上会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
作者简介
维尔恩·皮薛士(Vern S. Poythress),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南非斯特棱博西大学(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神学博士,美国费城威斯敏特神学院新约释经学教授。他的著作还包括:《交响神学:神学中多角度的合理性》;《科学和释经学:科学方法对圣经诠释的含义》;以及《基督在摩西律法中影儿》等。
古德恩(Wayne Grudem),美国哈佛大学学士,威斯敏斯特神学院道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曾任教于美国伊利诺州三一神学院二十余年,是English Standard Version圣经翻译监督委员会的一员。
[1] 本文选自皮薛士与古德恩所著《中性语言圣经论争——淡化神话语的男性气质》的第四章。Vern S. Poythress and Wayne A. Grudem, The Gender-Neutral Bible Controversy, (Nashville: Broadman and Holman, 2000). 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Springfield, MA: Merriam-Webster, 1987).
[3] 这两个单词的汉语对应词为“儿子”。——译者注
[4] 标准希伯来文-英语词典(BDB)在一开始解释ruach这个单词的时候,就给出了这三个含义(BDB, 924)。
[5] 此处及本文其他所有和合本译文都为译者所加。——编者注
[6] KJV为英王钦定本圣经;NASB为新美国标准圣经;NKJV为新英王钦定本圣经;RSV为修订标准版圣经;NIV为新国际版圣经。这些译本以及后文出现的GNB、NLT、GW、CEV、NCV、NIVI、CBT、CSG都是将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英文的圣经版本。——译者注
[7] 大概来说,“吩咐”和“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在英语里的连贯方式,和hina在希腊语里的功能相同;“你们愿意”和“人怎样待你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连贯在一起。但是,含义是从整句话里延伸出来的,不能将每个字的单独含义区分对待。
[8] 新约作者经常引用七十士译本,这就说明了,非字对字翻译的译本也是可以采用的。钦定版圣经(KJV)里偏离纯粹形式对等的译文也表明,翻译必须传达整体的含义,而不是每个单词的意思。
[9] 详见Eugene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Brill, 1964); Eugene Nida 和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Brill, 1969)。这两本书都是这一领域早期的代表作。近期的代表作品是Jan de Waard和Eugene A. Nida,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ng (Nashville, TN: Nelson, 1986)。D·A·卡森曾说,从1986年开始,动态对等的支持者更喜欢“功能对等”这一术语(Carson, The Inclusive-Language Debate [Grand Rapids: Baker, 1998], 71)。奥斯邦(Osborne)在支持包容性语言翻译的论述时,交换使用了这两个短语(Grant Osborne, “Do Inclusive-Language Bibles Distort Scripture? No,” Christianity Today 41:12 [Oct. 27, 1997], 33-39)。施特劳斯(Strauss)在讨论翻译理论的时候,也使用了“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两个短语(Strauss, Distorting Scripture: The Challenge of Bible Translation & Gender Accurac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1998), 82-83)。我们会使用“动态对等”来描述翻译理论早期的进展。在本章后面会讨论后期的发展时,用其他称谓术语可能会更好。
[10] 这个问题可以用七十士译本来说明。七十士译本是旧约圣经的古希腊语译本。希腊是一个信奉多神的异教国家,所以希腊语里代表“神”的单词theos指的是希腊万神殿里“诸神”中的一个。希腊语里没有单词对应旧约中关于唯一真神的教导。所以,旧约一开始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语的时候,译者必须决定在希腊词汇里,哪个单词可以有最好的对应。希腊单词harmartia的含义是“失败、错误”,在哲学语境下,同时包括“内疚”的含义。所以,这个词与旧约中关于在圣洁的、无限的神面前的罪的教导也不是完美的对应。
[11] 在KJV版本中,但以理书9:27:“And he shall confirm the covenant with many for one week: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week he shall cause the sacrifice and the oblation to cease, and for the overspreading of abominations he shall make it desolate, even until the consummation, and that determined shall be poured upon the desolate.”(和合本的翻译为:“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忿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12] 详见第十章“细分翻译”关于营销的讨论。
[13] 比如,史蒂芬·普里切特(Stephen Prichett)认为,如果太过强调清晰性和简洁性,可能会削弱原文的深度和复杂度(Stephen Prickett, Words and the Word: Language, Poetics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4-35)。
[14] 关于这些研究的新进展,详见John Beekman和John Callow, Translating the Word of Go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4);Kathleen Callow, Discourse Considerations in Translating the Word of Go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4)。
[15] Ernst-August Gutt, Relevance Theory: A Guide to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in Translation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1992), 72. 同时参考Ernst-August Gut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Oxford/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1)。马可·施特劳斯(Mark Strauss)表示:“国际上的主流翻译机构,如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和联合圣经公会的学术著作和研究,都认定动态或者功能对等是唯一合法的正确翻译方式”(Strauss, Distorting, 83)。这一声明尚未认可格特所努力解决的那些复杂情况。
[16] 比如,标准希伯来文-英语词典(BDB)告诉我们,希伯来文单词rimmon的意思是“石榴”,该释义没有进一步的细节定义。但在希伯来文中,这个单词的隐含含义是爱,这一点在英语里无法对应。在希伯来文中一些特定的背景下,这个含义便会出现。雅歌里说:“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此处为和合本翻译,英文译本出自RSV。)劳埃德·卡尔(G. Lloyd Carr)在其解经著述里补充到:“在埃及,石榴酒作为春药而著称。正如在美索不达米亚,石榴经常被用于制作爱情的药剂。”(Carr, The Song of Solomon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1984], 116-117.)
[17] 一如既往,这里也会有复杂情况。有时候,在一种文化或语言背景下看似易于理解的隐喻或明喻,如果翻译给对原背景一无所知的人阅读,则会带来困难。比如以赛亚书1:18说“你们的罪……必变成雪白”(此处为和合本翻译,英文译本出自NIV),如我们将这句经文翻译到热带地区,那里的人从来没看到过雪,该怎么处理呢?
[18] 此外,如果译者试图在翻译时,将每件事都解释得非常清楚,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结果是,他最后的成果不再是一篇译文,而是一本释经书,将原文许多隐藏含义清晰地写了出来。从隐性信息到显性信息,这本身就会使含义发生微妙的变化。
[19] 施特劳斯和卡森都支持这一原则,即译者应竭尽所能,将原文含义尽可能地在目标语里体现出来,可参见Mark Strauss, Distorting, 77, 84及Carson, Debate, 70。
[20] “翻译即叛变”的不同表述在几个地方出现过(Carson, Debate, 47, 8, 117, 130, 187)。特别是本书的第三章“翻译和叛变:无法避免的不可完成的任务”以及第四章“全世界范围内的性别与性:译者的噩梦”。虽然卡森是在强调翻译工作的困难,但他的确曾经指出:“除了一些形式之外,任何文本里的所有因素都可以被翻译过来”(68页)。获得Eugene A. Nida和Charles R. Taber的许可后,他引用说:“一种语言里可以表达的所有信息,都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除非形式是传达信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3页, n. 18, 引用 Nida和Taber的著作: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Helps for Translators 8 [Leiden: Brill, 1974], 4.)
[21] 详见Mildred L. Larson, Meaning-based Translation: A Guide to Cross-Language Equivalenc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11。然而,基本的事实的确需要认证。正如拉森(Larson)解释的,有时候在一种语言里用一个单词就能表达的含义,在另外一种语言里可能需要许多单词,甚至更长的句子来解释。一些取决于形式的细微差别,在另外一种语言里则很难进行传达。
[22] 这些就是卡森提到的一些内容。比如,Carson, Debate, 48-65。
[23] 这些意译的经文传达的的确是真正的圣经教导,比如神给我们应许,以及神希望我们相信或信靠祂。但是,这些教导明确出现在其他经文里。在翻译的时候,我们需要传达本节经文的信息(弗1:18),而不是圣经其他经文的信息。
[24]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小心,某一单词如果出现在不同地方,不可将其所有含义混为一谈。比如,希伯来文单词ruach在任何一句经文里,通常只采用三个主要含义中的一个,而不是将三个含义混为一谈。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谴责“不合理的整体转移”的做法是正确的(James Barr, The Semantics of Biblical Langu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特别是218-222页)。就保罗书信而言,同一单词“hope指望”出现在几处不同的地方。对第一世纪的读者来说,同一希腊语单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是一处微妙的额外线索,鼓励学生们留意不同章节的共同思维脉络,从而将所有章节的教导联系为一个更大的整体。这一教导同时还取决于整体的语句和篇章,不仅仅是“hope”这个单词。这一协同强化教导信息的做法,和“hope”这一单词本身在字典里有限的含义是彼此不相矛盾的。
[25] 我们以及《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翻译指南》(Colorado Springs Guidelines) 从来没有认为,“形式对等”的基本原则是更加精确的翻译方法,虽然包容性语言圣经的支持者有时候会认为我们有这样的主张。有时候,的确有一些直接的“形式对等”的语词可以翻译出正确的含义。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支持形式对等一直都可以传达正确的含义。卡森有时将我们的立场描述为具有误导性的尝试,以试图保留希伯来文或希腊语里的表达“形式”:“古德恩的观点只是简单的支持形式对等”(Carson, Debate, 98)。他将我们的观点描述为“特别强调信实对待神的话的性别分配的论点”,并且声称“这一点在原则上大错特错”,而且“既不理解翻译,也不理解性别体系”(Carson, Debate, 98)。但是,我们早期的作品无数次强调不可丢失含义,而不仅仅是为了确保形式的相似。我们很遗憾,自己的立场经常被误解为试图保留形式的错误尝试。举一个例子,以下是卡森博士引用并且称之为“简单的支持形式对等”的内容,也是古德恩关于“代表性术语”的文章(Carson, Debate, 98)。读者可以自己判定,古德恩的主要关注仅是“形式”(如卡森声称的那样),还是细微差别的丢失会导致原文一些细节性含义的丢失。(强调翻译含义的部分用黑体标注。)
关键是,圣经里有许多“纯粹指类句”(pure generics),也有许多“代表指类句”(representative generics)。为了能够在英语里尽可能多地体现这些表达的完整含义,英语译文里必须用纯粹指类句代替希伯来文和希腊语里的纯粹指类句,用代表指类句来代替希伯来文和希腊语里的代表指类句。如此,便可保留它们独特的细微差别。
然而,近期的性别中立圣经将纯粹指类句翻译为纯粹的指类句,将代表指类句也翻译为纯粹指类句。“这人(单数“他”)便为有福”翻译为“这些人(复数“他们”)便为有福”。“我要进到他(单数)那里去”成了“我要到他们(复数)那里去”。有人可能会抗议说,这些表达“含义都是一样的”。但是,二三十年前抗议代表指类句的女性主义者肯定不会认为它们的含义是对等的。她们之所以反对代表指类句,恰恰是因为代表指类句挑选出男性代表一个群体,因此,译文里多了男性导向的弦外之音。而恰恰又是这些弦外之音在现代性别中立的译本里消失了。
在这些新的译文里,代表指类句的细微差别丢失了。当然,这里丢失的恰恰是早期女性主义者反对的地方——这些代表指类句里男性的弦外之音,因为代表指类句里基本总是用男性立场(他、男人、弟兄)代表整个群体。因此,这些男性的弦外之音被系统地过滤掉了。
这真的是在英语里“含义对含义”或者“思想对思想”吗?这甚至不可能精确地传达“思想对思想”,因为思想已经被改变了:男性弦外之音已经被过滤掉了。男性弦外之音是我们今天文化所反对的地方,也是性别中立的译文里丢失的含义。这样做并不会真的提高原文里代表指类句观点的精确度,提高理解力。相反,这样做会涂抹这一观点。翻译失去了精确性,含义被曲解了。(Wayne Grudem, “What’s Wrong with Gender-Neutral Bible Translations?” [Libertyville, Ill.: CBMW, 1997], 15-16).
这一关于保留含义的关切在我们早期的作品里多次出现过。声称(正如卡森和施特劳斯在其作品里声称的)我们仅仅寻求从希伯来文或希腊语到英文里的形式对等,完全误解了我们的立场。
[26] 施特劳斯的这一主张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正确的:“好的译文首要目标必须是含义,而不是形式。”(Strauss, Distorting, 83)我们在本章早些时候也提到这一点。但是,含义和形式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所以形式的变化经常会导致含义发生微妙的变化。施特劳斯倾向于掩饰这些微妙的变化,所以(虽然他可能不是故意为之)他给那些满足于翻译最低标准的人们一个借口,比如采用意译的方式。
[27] 肯尼斯·泰勒(Kenneth N. Taylor)所著The Living Bible Paraphrased 和Eugene H. Peterson所著The Message属于另外一个类别。他们试图设想,如果放在现代环境里来看,圣经的信息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他们非常自由地采用意译,加了许多解释性和说明性内容。
[28] 这一图表是对错综复杂的翻译策略的大概总结。人们可能就某一具体译本往左或往右看法有些微的差别,但是在光谱上的大概位置基本是一致的。
[29] 圣灵会使用经文带来属灵生命,正如使用讲道一样。但是,用正确的方法使用有缺陷的媒介,并不等于支持这些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