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皆祭司”是宗教个人主义吗？[注1]

文/菲尔·牛顿（Phil Newton）    译/江文宇     校/光盐

“粗鲁而质朴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2]于一个争取立足之地的新兴民族国家而言，是行之有效的。当历史学家们描述美利坚建国者的品性时，“粗鲁而质朴的个人主义”常作为一项主要特征而被提及。事实也确实如此。试问若无此等精神，谁人愿意挺进未知的疆域，面对极端的艰难困苦，在荒无人烟之境开拓一生？然而此等精神却并不适用于在基督里彼此联络，联合于同一个身体并竭力持守合一的各个地方教会中。

作为对基督教影响与权威的反击，并伴随着源于科学发现的兴奋，自启蒙运动中诞生出一种个人主义的精神。正如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所指出的，相对于早期那些大有发现并且承认上帝的科学家们而言，那些毫无发现并且否认上帝的哲学家们所拥戴的，是启蒙运动的后裔们所持有的自由且反权威的思想。罗素（Bertrand Russell）称之为“对独立个体智力活动价值的重估，毫不夸张地说，是在迄今黑暗盛行之处散播光明。”他的观点是：黑暗存在于宗教之中，因此启蒙思想家们散播了没有基督信仰的光明。[3]

对于罗马教廷对信众的控制并使其无法发挥作用，改教运动先于启蒙运动做出了反应。路德支持“信徒皆祭司”，并以之作为反驳罗马天主教铁腕统治的圣经依据。提摩太·乔治（Timothy George）指出了对这一教义的种种误解，他用这样一句话解释了路德的立场：“每个基督徒都是别人的祭司，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的祭司。（这）是一种职责和义务，同时也是一种荣幸的特权；是一种服事，也是一种地位。”路德解释道：“我们都是祭司与君王，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到上帝面前为他人代求。若我注意到你没有信心，或信心软弱，我就能祈求上帝赐给你坚强的信心。”[4]

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中彼此服事、牧养，并不必需一位教皇或许多神父。在如此一种行使祭司职分的方式中，“信徒皆祭司”得以被强调。在这一教义中，并没有提到说基督徒要想出什么新奇的、个人主义的解经，也没提到要发展每个人各自版本的基督教，或是谁应该以刻薄酸腐的评论搅扰教会的聚会。“信徒皆祭司”的基础在于与基督的联合，对“唯独圣经”的信靠，以及对圣徒共同体的关注。众肢体联合为一体，彼此服事，并且共同在真理之上稳固站立。在“信徒皆祭司”这种祭司方式中，没有任何所谓粗鲁而质朴的甚或极端的个人主义得以抬头。

且让我们快进到19世纪。浸信会[5]领袖威兰德（Francis Wayland）向他父亲承认说：“我只是略懂一点系统神学。”然而他却通过自己的大量写作，塑造了未来历代浸信会的神学思想。受启蒙运动影响，威兰德推进了个人主义，而非在与基督联合的身体中的共同体生活。他认为基督徒没有必要委身于任何地方教会，因为“信仰唯独关乎个人与其造物主之间的关系。”但在约翰福音17章中，耶稣并不这么认为；在以弗所书2-4章中，保罗也不这么看！诺曼·马林（Norman Maring）观察到：“威兰德的倾向，是将个人判断（private judgment）的权利，从基督教社群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威兰德写道：“我们的基本信仰，就是相信圣经是上帝启示的……是对每个独立个人的启示。经文被赐予了每个独立个人，以使他可以独自理解领会……因此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宣称其拥有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威。”所以，他拒绝任何信仰告白及教会规约。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对新约关于教会治理的教导及对共同体生活的强调，留下了能够予以否定的破口。[6]

当马林斯（E. Y. Mullins）在20世纪初继承了浸信会领袖地位后，他并没有远离威兰德的个人主义——反倒是对此更有所加强。马林斯是个神学家，而威兰德并不是。汤姆·内特斯（Tom Nettles）指出：“对于人类意识和经验的强调”主导了马林斯的神学。[7]直到19世纪，浸信会信徒们都维持着对基督徒共同体的关注，也曾对“信徒皆祭司”有着坚定的强调，“信徒皆祭司”（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指向的是所有信徒，约翰·汉莫特（John Hammett）称之为“教会的能力”；与之相对的是“信徒是祭司”（priesthood of the believer），指向单个信徒的“灵魂的能力”。马林斯从复数转向了单数——从共同体生活转向了个人主义。他的强大影响力改变了浸信会的立场，使其对于教会作为同一身体的关注转向了个人。这也影响了后来浸信会信徒们对会籍、惩戒、权威及福音传道等议题的看法。他曾写道：“地方会众在教会事务上所做的决定，是‘有能力者的共识’。……教会是自治个体的社群，直接臣服于基督主权之下，因着共同利益的社会盟约而联合一起。”这种“灵魂的能力”意味着“在圣经经文含义上有作出私人判断的权利”，与“共同体的理解”相对立。虽然马林斯所谓“灵魂的能力”之后成为了浸信会信徒的标志之一（甚至被写进了《2000年浸信会信仰及信息》序文中），但汉莫特指出：“即使在浸信会信徒的生命中，灵魂的能力也是一件新鲜事。”他更进一步解释到：“就教会论而言，马林斯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那就是在浸信会信徒的教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教会能力这一概念，而是转向了灵魂能力的个人主义原则。”[8]这就不可避免地逐渐损害了浸信会对于教会的理解，并为无惩戒的会籍、以人为中心的福音传道，以及不健康的教会生活铺平了道路。

当我们将启蒙运动的思想，威兰德和马林斯风格的、与共同体生活相对立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于个人主义的后现代的强调，全部浇灌进入地方教会里面，会发生什么？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它轻看教会会籍，它拒绝会众中的问责与惩戒，它怠慢彼此服事，它忽视教会合一，它使基督徒无法在福音的使命和职事中无私地走到一起来，而且它更拒绝了基督为地方会众建立的教会权威。

这就远非“同被建造，成为上帝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的教会，远非那藉着其生命与教义合一而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的教会，也远非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教会。（弗2:22，3:10，4:1-3）这也与那由上帝所立的领袖们共同装备起的教会，那等候各人得蒙上帝建造，“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的教会（弗4:11-13）有天壤之别。这也不是新约中描述的教会，不是那秉持“惟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教义如牢靠的锚，那全身心都向着基督成长，百体各按其职，以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的教会。（弗4:14-16）极端个人主义永远无法描绘出耶稣用他宝血赎买来的教会（徒20:28）；它分裂基督的教会，变乱福音，篡夺教会共同体的见证。

让我们尽力强调教会的能力，而非灵魂的能力吧！让我们回归“信徒皆祭司”，而非“信徒是祭司”吧！极端个人主义依然存在，是我们这个时代分裂的灵。唯有藉着回归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中所描绘的教会生活，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2-4章所阐明的教会生活，才能得到医治。

作者简介：

菲尔·牛顿（Phil Newton），1987年创立了田纳西州孟斐斯南森林浸信会教会并担任主任牧师。此前他在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牧会。他是新奥尔良浸信会神学院神学硕士，富勒神学院教牧学博士以及东南浸信会神学院博士。

[1] 本文取自Founders Ministries网站，http://founders.org/2016/07/07/radical-individualism-the-divisive-spirit-of-our-age（2017年8月31日存取），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粗鲁而质朴的个人主义，语出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胡佛在1928年发表的以此为题的演讲。——编者注

[3] Rodney Stark,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How the Jesus Movement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Religion ，New York: Harper One, 2012, p.238, p.252.

[4] Timothy George, Theology of the Reformers rev. ed, Nashville: B&H, 2013, pp.96–97.

[5] 作者本身是一间浸信会教会的主任牧师，因而此处并非是对浸信会整体的定性和批判，而是作者对自己所在传统的有益反思。——编者注

[6] Winthrop Hudson, ed., Baptist Concepts of the Church: A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Issues which Have Produced Changes in Church Order ,Philadelphia: Judson Press, 1959, p.138, p.150, p.152.

[7] Tom Nettles, By His Grace and For His Glory: A Historical, Theological, and Practical Study of the Doctrines of Grace in Baptist Life ,Grand Rapids: Baker, 1986, p.247.

[8] John Hammett, “From Church Competence to Soul Competence: The Devolution of Baptist Ecclesiology,” Journal for Baptist Theology and Ministry, 3:1, pp.145–163; citations from Mullins, The Axioms of Religion, p. 56, pp.12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