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撰/亦文
研究内地会历史的学者，通常聚焦在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发展，很少有人会留意这个宣教团体的早期同工于滇缅边境的尝试。他们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所点燃的星星之火，被整个团队日后更大的光辉所覆盖。关注这个专栏的读者或许还记得，内地会会刊《亿万华民》1875年7月的创刊号上，便报导了范明德（John Stevenson）与索乐道（Henry Soltau）从英国启程，探索由缅入滇的宣教之路。两年时间转瞬而逝，两位宣教士仍然在中缅边境迂回尝试。因为马嘉理事件所引发的中英两国之间的一系列外交纠纷，使得这次探索之旅变得遥遥无期。直到1880年，英国殖民政府才正式解除传教士经缅入滇的禁令。在这一过程中，两人不定期地翻山越岭，通过行医施药，与当地跨境而居的各种民族建立关系。他们的日记，也为我们留下了生动详尽的记载。
宣教老兵足下的中缅边境[2]
他们从另一条路返回，穿过潮湿浓密的丛林，走过滑脚的花岗石，越过倒在地上的巨树，然后才踏上主路。接近蒙卡哈山谷（Mong-ka-hah）时，他们靠着左侧、面向一个克钦人（Kah-chen）的村子而行，而这个村子属于另一个村落，语言与货贝人（Cowrie）迥异。靠近村子时，向导突然停下，命令大家都不要动，然后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走的小路。两位宣教士很快发现，有好几枚锋利的竹片斜插在地上，赤脚的人很容易被这些尖利的竹子刺穿流血，然后就成为活靶子。幸好是在白天，大家都没受伤。向导叫来另一个人，带大家从另一条路进村。除了外貌和语言，这村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妇女们奇特的装束：她们里面穿着普通的克钦裙，外面是一层很像英国礼服的长袍，只是礼服尾部没有裁开，仍为方形，直到脚踝。从上到下都用蓝色棉布做布料，背后有六英寸见方的红白格子，点缀着货贝人的贝壳图案。衣服正面用两条线绳系在一起，扎在裙子上。进屋已是5点，赶了一天的路，大家都已饥肠辘辘。
11月30日（周四），范明德和索乐道两位宣教士把这一天定为宣教祷告日，并在树林中举行了一个小型祷告会，大家都感觉灵里大得更新。
第二天，他们去了一个属于库莫岩部落（Cummo-yien）的村子，也被称为“长尾外套部落”（Long-tailed-coat）。酋长的儿子是一位“敦萨”（Dum-sa，即祭司），出来迎接了他们。娄龙（Loi-lone）酋长恳求他们留下不走，并出于嫉妒编造出各样骇人听闻的事。两位宣教士只用了45分钟就到了胡哈（Hu-hah）村，虽然只有15户人家，但有不少人需要接受治疗。
12月5日（周二），两位宣教士带着药品去了芒哈（Mong-ha）村。村民们忙着收割水稻去了，有位酋长想让他们给孩子们建一所学校。
两天之后，本以为可以步行回娄音（Loy-yin）村，顺路赴约去见酋长。宣教士们在途中遇到了酋长的哥哥，他是另一个村子的酋长，两个村子离得很远。他赶上来并陪同宣教士们进了娄音村。酋长全家都不在，他们便想找个小男孩带他们去看看范明德的语言老师所住的、不远处的芒罗（Moung-loy）村。陪同的酋长说，如果宣教士们付他相当于六便士的辛苦钱，[3]他就带他们走，这可是先前答应雇一名向导的费用！从娄音村走到芒罗村约需45分钟。芒罗村被一大片稻田围绕，位置孤立，但是那天很热闹，好像正在举行葬礼。宣教士们被带进一间房子，外面围了一大群人，不少人之前在马塘村和娄落（Loi-loie）村见过两位宣教士，便像老相识似的来跟他们打招呼。葬礼的主要环节已经结束，坟墓已挖好，鸣枪也准备好了。下面便是大家一起吃饭，也请两位宣教士一起入席。屋内长走廊的尽头是个壁炉，壁炉火堆四周是劈好的木柴，年长的人坐在这边吃。
走廊的另一头，一群女人正忙着分发芭蕉叶包着的牛肉和米饭。所有的房间都坐满了人，男人和妇孺分坐不同的房间，每间房都有一个女人轮流倒酒，她右臂下方有一根约四英尺长的装酒的竹子，左手则拿着一个芭蕉叶做的精致酒杯，客人们喝的酒都是从这个酒杯里倒出来的。索教士一边看、一边惊叹，不知用这种易破的器皿筛酒，是为客人们喝起来较容易，还是女人倒起来更容易？他们喝的米酒倒在一个盆里，每人分到一双筷子和四包食物（米饭、炖牛肉、蔬菜和牛肉合掺、加了热佐料的肉），大快朵颐。庚托（Gum-toy）老师进来了，在亲友邻舍面前和克钦学者们畅谈，他似乎相当满足，并自豪地拿出一幅壁画，是郝医生（Dr. Harvey）送给他的、帕特里奇公司（Partridge and Co.）出版的。这幅画中间画了一名播种者，四周用汉字写成寓言故事。他告诉大家，这是驱逐“幽灵”的一流法宝，所以要把画贴在家门上。在我们开始的预想中，他可能比这还不着边际。只有神的道才能启发人们去敬拜那位永活的真神。
12月8日到11日（周五~周一），两位宣教士经过芒哈（Mong-ha）和芒罗（Moung-loy）两地分发药品，当地人恳请他们以后再去。12月12日（周二），娄音酋长的儿子陪他们走到马塘（Ma-t’ang），用两头骡子驮行李。他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马塘的中文通事死于一场急病，酋长的儿子和下任酋长（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也病了。他们就给“幽灵”献上一头水牛，小孩竟然有所好转。
12月13日（周三），他们从马塘村步行一小时到达胡同（Hu-tone）村。这个村子比马塘大很多。刚进村，就有一大群病人来找宣教士们，他们一连忙了两三个小时，并保证明天还会再来一次。
第二天，胡同村里的当地人正在宣教士们的屋子外面跳一种“死亡舞蹈”。男人小孩一共七人围着一个绑在两个十字型木架上的水牛头转圈。带头的两人手持长矛，其余人手拿木棍，装作在砍邪灵，舞刀弄剑，动作极其怪异。另外一边，也有七人（五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紧紧围成一圈，手持竹制小刀，弯腰贴近地面，像是在收割粮食，步调非常统一。他们跳舞的同时，敲锣打鼓声不绝于耳、震耳欲聋。最后，表演者还要轮流喝酒。一大群人都在围观这一仪式，而宣教士们却觉得又幼稚又荒唐。他们这一天忙得不亦乐乎，病人成群结队而来，药品很快一扫而空。他们和村子里的一名中国人一起吃的晚饭，他的妻子是克钦人，而他的样子和气质也已经很像克钦人了。
两位宣教士按计划在12月15日（周五）离开山区，返回八莫。不到4点，忠心的雅各弟兄就叫醒了他们，早饭也已准备好。5点钟吃饭，6点收拾行李准备出发，耐心地等了两个半小时，原先说好从娄英和娄龙过来汇合的人马却迟迟不到，所以宣教士们决定先走一步，出发时还带走了一大包大米，这就是当地人的诊疗费。
两位宣教士骑着带鞍的矮种马上山，另有两头骡子驮着行李。9:30时走过胡同村，该村海拔比马塘低850英尺；紧接着下到一个种满稻田的山谷，接着走向曼桃（Man-t’ao）村。他们在胡同撕碎很多报纸，当地人争着拿这些废纸当耳饰；宣教士的一名陪从耳朵上就挂着一大串。
一行人沿着山脊顶部继续前行，11:35时下了一个陡坡，眼前出现一条河，冲刷着林间的岩石，林间布满蕨类和苔藓，长满形态各异的树木。河流冲过一块陡石，进入深水区，平缓安稳，又缓慢流向别处。12:07，他们发现自己走到了离开八莫第二天行程所逗留的地方，这里比马塘海拔低了250英尺，所经之地常有壮丽旖旎的景色，但他们没空驻足欣赏，因为要在当天赶到泽考（Tsee-kau）。一路下行，走到一个比马塘海拔低3,200英尺的大峡谷，四条小河从此流出。矮种马驮着宣教士穿过其中水势最大最深的一条名叫南桑哈（Nain-sang Ha）的河，安全到达对岸。此时，来自娄龙和娄英的同伴也赶上来了。大队人马穿过平地，爬过几座小山，进入大鹏河谷。下午2点，河谷真容映入眼帘：水势迅猛，山脉连绵，两边的巨石被河水冲刷的非常光滑。雨季来临时，河流奔腾不息的景色一定很壮观。两侧河岸上游很长的距离上，河流显示着它的威猛。树根劈开的参天大树到处都有，河道中齿状石头和大花岗岩试图拦住水流，但河水横扫而过势不可挡。宣教士们此行经过的山林水景中，这条河最美。紧挨着河水走过一段窄路，河道向左分叉出一条支流，即南帕河（Nain-pa-heh），缓缓流过丛林草原，再淌过一片棉花地，河道比大鹏宽广，水势也没有那么凶猛。3点左右，他们骑着矮种马过河，进入缅甸境内。
气压计显示这里比马塘低3,900英尺，下面是一大片丛林，右边是大鹏河与南帕河汇合之处，风景秀丽，水面渐宽，舟船可以安全行驶。他们在4点左右再次望见大鹏河，几分钟后便立足于河岸，对面就是姆特（Myu-T’hit），又叫做泽考（Tsee-Kau）。
当地今年的贸易地点从泽考迁到姆特。宣教士们下马和同行者告别，乘船过河进入一户中国人家，仆人为他们订到一间屋子。姆特原来只是缅甸的掸族（Burmese Shans）所居住的、仅有两三户人家的村子，隶属八莫北边泽考的治下。如今该镇迅速四下扩展。以进取和毅力见称的中国人建起了自己的镇子。他们在自己的地盘四周盖起砖墙，并在中心地带动工盖庙。一路过去，砖墙上都嵌有巨大的木门，门上还有驻防的小屋。整个镇子建立在一处中国要塞的遗址，这些要塞本是当年中国人的政权扩展到群山这边时所建立的。今天有五百头骡子从色瑞（Serai）和弗社头（Phe-see-to）走到这里，满街都是骡子和大捆的棉花，以及中国人和克钦人。
18日（周一），一大群人上午来找宣教士们拿药。这里五分之四的中国人都发了高烧，其中一些人病相当重。当地人说，是老天爷开恩，让宣教士们经过这里。此地确实是个做买卖的地方，和上缅甸[4]完全不同。宣教士发现他们不知不觉错过了一天，今天其实是周一，而不是他们以为的周日。今天又有三百多头骡子从另一处过来，运来中国的大铁盘、粉条、果干等各样物品；又买了盐巴、棉花、咸鱼和其他外国货回去。
第二天他们所做更多。克钦人请求宣教士们跟他们回自己的村子。这里只是个医疗站，卫生状况很差，房子都是用竹子在仓促间胡乱搭成，热病传播很快，已经死了很多人。宣教士们决定走主路去曼文（Manwyne），路面较宽，路况也还过得去。凡有车队路过时，热闹与混乱是免不了的。一开始，所有的动物都先集中在镇上的一个货仓里，然后赶到一块平地上，由几个人照看着吃草。傍晚时，再把动物们赶进畜圈，重新装货，准备第二天的行程。女人会出来卖鱼肉菜蔬。树下生起火堆，男人们围圈而坐，煮米吃饭。第二天天还未亮，营地就渐渐嘈杂起来，在喊叫声和喧嚷声中，人畜排成一支返程的队伍。
20日（周一），有人来请两位宣教士去看望对面房子里住的中国人，结果发现他已命悬一线——昨天发病，今天濒危。10点的时候他断了气，让索教士深感无能为力。12点，两个人进来用垫子和干草把他裹起来抬去埋葬。热病似乎先是在人体里潜伏一阵子，然后突然爆发，吞噬生命。
第二天，从早上7:30到中午12点，两位宣教士一直忙着看病。隔壁的一个男人在宣教士们进门时已经昏迷不醒，家人请他们开药，明知他热度很高、病势严重，吃药恐怕也于事无补；宣教士们还是开了药，特别为他的康复献上祷告。索教士一天两次喂病人喝牛肉茶，现在他的病情有所好转，高烧已退，日渐得力。所有人都很吃惊。范教士告诉他们这是神的作为，因为神垂听了祷告。
为了强身健体的缘故，两位宣教士每天都出门散步。今天他们走到离住处很远的主路；返程的路上，遇到两个克钦人和一个缅甸士兵，持枪的缅甸兵见他们是外国人，就问克钦人：“要开枪吗？”克钦人回答说“别。”走近时，两个克钦人显得非常友好，因为上午刚从宣教士那里拿过药。缅甸人其实不敢对外侨开枪，只是虚张声势，靠克钦人壮胆而已，又想看看他们的药物有多大作用。克钦人在这里和当地人一样造房子、运货物、做买卖，来去自由，很有底气。中国人对他们既友好，又尊敬，所以这里的克钦人和他们那些去八莫讨生活的穷苦胆小的同胞完全不同。
22日（周五），今天又来了一个约有两百头骡子和矮种马的车队。病人还是好多，两位宣教士从早上7:30忙到下午2点。天气炎热，和之前山林中的气候大不一样。下午，隔壁那个重病男子的母亲骑着矮种马从曼文赶来，母爱的力量使她不顾艰险，翻越崎岖陡峭的山路，她对宣教士治愈儿子的恩德感激不尽。但是，药物已用完，故宣教士们计划明天乘船回八莫。人们送来大米、南瓜、鸡蛋、猪肉以表心意，还恳请宣教士们尽快回来。
第二天周六，两位宣教士上午8点出发，与一船中国人同舟，慢慢下行到大鹏河，沿途风光平淡无奇。河流穿过长长的平原，前些天陪伴两人度过快乐时光的山林渐行渐远。4点左右抵达八莫，重新看到英国国旗在住处随风飘动。船靠岸时，亚当斯（Adams）先生正在岸边洗澡，看见范、索归来，急忙过去迎接。对范明德和索乐道而言，再次回到家里真是一种享受，这里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好干净，好清新。
宣教新人眼中的安庆城[5]
与西南边陲的“化外之地”相比，安徽安庆则是一座古城。《亿万华民》英文期刊出现有关安庆宣教站的报道这一年（1877），安庆建城已有六百六十年的历史。驻安庆的四位宣教士们抵达中国不到一年：贝贻士教士（Edward Pearse）于1876年3月14日抵华，他的太太（当时还是古德曼小姐/Goodman）坐另外一条船提早一个月到埠，两人于同年12月18日在上海成礼；蓝教士（Randle），5月20日；休姑娘（Marie Huberty），11月。戴德生便是将这样的两男两女，与当地一对传道人（朱牧师和朱师母）配搭成一个宣教团队。一百多年后的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些宣教新人的眼睛和文笔，得见安庆教会最早的慕道友和基督徒的群像：
第一位，是在口语方面给了蓝教士很多帮助的中文老师。新年伊始的某个早晨(1877年1月18日)，这位老师向蓝教士说出了自己的属灵经历，同一天下午，麦卡悌（Mr. McCarthy）再次通过谈道确认这位老师的信仰。蓝教士觉得他已经迈出了相信圣经即真理，也信神是唯一的真神的关键一步，只是还没把自己交托给救主耶稣。在这位老师的帮助下，蓝教士在一个月之后读完了新约圣经；而这位老师，不久之后也受洗了。
第二位，是陪伴贝师母和休姑娘出门探访的女佣林四（Ling-tsi）。林四非常渴求识字，贝师母用罗马拼音教她读中文，即便如此，进展也很慢，对贝师母的耐心是极大的考验。有一天晚上，蓝教士发现她一边清洁刀具一边还在学习。这种好学的态度给同样在学语言的蓝教士上了一课。这位女佣在其它方面很聪明，对福音真理的理解力也很强，是女新宣教士们探访妇女时的左膀右臂。贝师母很希望她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女传道（Bible woman），并呼吁英国的读者们，为林四和另四位接受圣经装备和训练的基督徒迫切代祷。贝教士每天和那两位年轻的基督徒弟兄，以及一对年长的夫妇查考圣经。——林四不久后果然也受洗了。
第三位，是一名姓张的少年人（姑且称他“张小童”）。[6]他大概十二岁，是个很聪明的小家伙，蓝教士常和他聊天提高对话能力。1月21日主日下午，两人一起读了圣经里牧人丢羊的比喻，蓝教士告诉这个少年人，那只迷失的羊就是他，而耶稣就是正在寻找他的牧羊人。他也试着教这个孩子唱赞美诗《耶稣爱我》，可惜这个孩子明显缺少音乐天赋。与此同时，贝师母也在教女仆的孩子，一个13岁的女孩子，她特别喜欢唱诗，常常在邻里之间带着别的孩子一起唱。
3月2日的下午，蓝教士和中文老师沿着河边散步时，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原来是张小童向他跑来，相见的兴奋与喜乐溢于言表，闹得周围的路人都不知所以然地四下张望。张小童问能不能和蓝教士一起走，蓝教士欣然同意。快靠近南门时，他们经过一座大庙。小家伙想让蓝教士进去看看，就先征求中文老师的意见，老师考虑之后同意了。这一下，反而给蓝教士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布道机会。庙里有十到十二名男子，蓝教士告诉他们有一位真神上帝，所有人都要对他负责，所有人都得罪了他。他们当中有位睿智的长者，搬出孔夫子来和耶稣比。蓝教士指出，孔子虽是个好人，但他只是个人，而且他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所以救不了任何人。蓝教士又和另外两三个人阐明偶像的虚假、以及真神的永恒。有一些人之前见过他、听他讲过道的人开始围了过来，最后大约一共聚集了四五十人的样子。蓝教士又讲了大概十分钟，圣灵帮助他口齿清楚，周围的人都听得很专心，态度也颇为尊重。他惊喜地意识到，这是他首次在一座庙宇的院子里给一群中国人讲道，也让他得以初尝向黑暗中的人传讲生命之道是何等喜乐。——这位张小童后来也信主了。
除此之外，安庆福音堂里，还能看到来自各种社会阶层的慕道友：
譬如，宣教站雇了一名洗衣妇，她本人对福音不感兴趣，但是她的丈夫却被福音所吸引，甚至不顾太太的反对常常来参加礼拜，并对人说自己信耶稣，他听道时也显得非常认真。
2月25日那个主日的晚上，罗先生（Lo）因为上午未能参加崇拜，所以来参加晚上的祷告。罗先生在衙门做事，但仍然排出时间来参加主日崇拜，而且听道很专注。三天后，已经好几个月没来聚会的刘先生，今天又来拜访蓝教士，两人在小礼拜堂愉快地聊了半个小时。刘先生是位前途似锦的文人，但是不愿离弃祭祖那一套。
春节前后的主日，虽然积雪很厚，街上被踩得肮脏泥泞，但大家都照常来做礼拜，有些可怜的老太太用小脚走了很远的路来敬拜神。见此情景，蓝教士感慨丛生：“相比之下，生活在幸福中的英国人，明知主耶稣为他们舍命、替他们受死，却只因为天气恶劣就不愿意为主做工，真应该感到羞愧。我们有很多可以教导外邦人，但他们也让我们明白了不少事情。英国的弟兄姐妹们，我恳求你们不要沉浸在安逸奢华的生活里，趁着白日，好好作工，也要警醒祷告。这边的亿万华民中只有极少数人能过上安逸享乐的生活，有永生盼望的人则更是凤毛麟角。你们这些守望者，尽到责任了吗？！”
急景凋年，除了冒雪敬拜的感人镜头，宣教士们还看到很多悲惨的景象：
1月28日主日下午，贝、蓝两位教士结伴出去散步，出城不远，便见到一个可怜的女人，半跪半坐在一个坟墓边上哭得死去活来，墓中多半埋的是她的丈夫。中国人为死人哭丧是有一套讲究的，眼前这个女人大概就是在尽这样的妇道吧。看样子，她已经在冰冻的地上连续哭了几个小时，若是遇上风雪交加的日子，会让她更加坐卧难安。蓝教士将这一幕描绘出来，希望西方教会不再把为基督的缘故来服事中国的两亿妇孺视作一件难事。两人继续往前走，又看到六个男人在挖坟，准备埋葬一具棺材。棺材里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乞丐，因为饥寒交迫而冻死。逝者已矣，两位宣教士只能借此机会与挖墓人分享福音。
由于晚清社会男女大防的社会禁忌，妇孺事工必须由女宣教士来承担。1877年元旦那两天，好些妇女和孩子来找贝师母（Mrs. Pearse），有时一次能来二、三十人。贝师母和朱传道的太太，对着来访的每个人，都忠实而扼要地把福音讲明。休姑娘的到来，显然又为妇女事工增添了新生力量。早在扬州，休姑娘就积累了与各种妇女（包括官宦女眷、尼姑）打交道的经验。[7]到了安庆，她更是希望能以“夷妇”的特殊身份穿透社会各阶层。
一方面，她对大户人家的妇女特别有负担，因为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很少有机会听到福音。她先是拜访了一些人家，不久她的祷告便蒙应允，有一户人家请她回访，并请她教她们唱圣诗。那家的三位姐妹盛情招待了她，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她又去了两次，试着教她们几个罗马拼音字母和一小段赞美诗。可能因为与大户人家有了交往，邻居们对这群洋人房客更为友好，妇女们对她们也更客气。然而，休姑娘暗暗着急：“哎！和男子相比，她们领会得太慢了，我何时才能教她们关于基督的事呢？”
另一方面，休姑娘发现附近穷人家的妇孺对她们很友善。那里的小女孩们会拉着她们的手，带她们去家里。休姑娘提到一处她有生之年见过的最可怕的地方：中间一条窄街，两边搭满房子，住满了人。没有下水道，十几头猪互相挤斗着四下乱窜，还有一些鸡也在到处啄来啄去。那里的妇女并未用心听道，而是明显出于好奇，问了很多问题。尽管环境如此嘈杂脏乱，休姑娘和贝师母却和她们建立了交情。休姑娘对此的领悟是：“一个人只要立定心志，再糟糕的状况都能适应！何况，那里的人岂不是也有灵魂吗？”
因为是外国人，女宣教士们不仅可以穿越贫富之间的隔阂，也可以穿越民族之间的隔阂。有一天，她们进到城里闹市区的一家回民店买东西。这位回民让休姑娘联想起了法国人——彬彬有礼，毕恭毕敬。很快店里就聚了一群对洋女人好奇的人，好在他们很安静，也很规矩。此时，休姑娘的感慨却是：“我多么希望能和这群人沟通交流呀！若没有中保为他们代求，他们中有些人看上去可能很快就没机会得到救恩了！中国的需要实在太大了！能畅所欲言的人，可以有何等广大的机会呢？可惜我的汉语还说得不够好！”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听道，休姑娘和贝师母在周六花了几个小时出去走访，第二天的主日崇拜果然多来了几位慕道友，他们似乎对福音很感兴趣，还问了休姑娘一些问题。有一位68岁的老婆婆来参加过两次主日崇拜，她看上去对每句话都极其渴慕。当所有男士都离开后，她还留下来站在那里。当地传道人见到有人如此感兴趣，非常高兴，单独向她讲道。她显然受过很多苦，所以福音的信息最能打动她的地方便是，主耶稣也受过很多苦。
作为一个典型的晚清中国城市，安庆夜以继日地上演着各样异教和民间信仰的把戏。1877年2月27日晚上，就在宣教士们住处的窗下，为了举行某种哀悼逝者的仪式排起一条长队，究竟有多少哀悼之情，无人能知。天色已黑，从7点到10点，三名祭司围坐在一张小桌旁，桌上杯盘罗列，盛着给逝者的食物。三名祭司一边唱经，一边敲锣打鼓。
三天后，蓝教士和中文老师走进一个庙宇向路人作见证。从西方人的视角看来，庙中的庭院很像一个动物园，由约24个木笼般的巢穴组成，里面没有野兽，只有偶像，但这些偶像比动物园里最丑的野兽还难看。每个笼子里面都供着一个约有成人一半身高的神像。其余几个小一点的神像或为侍从，摆列在大神像身前，展现出对作恶之人施行各种可怕的刑罚，比如把人锯成两半，剁成肉块，扔进代表地狱的洞穴，用蒺藜刺穿等等，不一而足。这是在院子看到的情景。
最晚抵达安庆的休姑娘，也体验了一个和拜偶像有关的嘈杂的中国节。[8]男人们举着旗子四处走动，有的装扮成巨人，有的穿着滑稽的衣服。节日最后一晚，人们拿出各式灯笼，有的做成狮、鱼之类的动物状；有纸做的，有玻璃做的，还有牛角做的；大小形状、色彩式样，各不相同。灯会的行列中，约有八到十盏灯是固定在杆子上的，其余则由两个人抬着走。场面很壮美，但宣教士们无法忘却这些都是以偶像为名的节期。人们一边行进、一边放鞭炮。队列最后一个四人抬的精美轿子里，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偶像，衣着华丽，前面还有纱灯和香炉开道。四名轿夫最后把彩轿停放在专用的祭坛上供人礼拜，直到深夜。
小小的福音站，成了这个城市中唯一的福音灯塔。1876年的最后一天恰逢主日，会众一共唱了四首赞美诗，其中两首是“福乐天乡”（Jerusalem my happy home）[9]和“喜乐将临”（Oh,that will be joyful）。蓝教士觉得当天的敬拜很有力量，朱先生（Chu Sien-seng）的讲道也热切感人。讲台信息结束之后，贝贻士教士（Pearse）开始祷告，蓝教士负责结束祷告，还有一个人留下来追问真道。蓝教士禁不住自言自语：这美好的一天为美好的一整年画上了句号，主在这一年教会了他很多宝贵的功课。他曾经嘟嘟囔囔，也常常失去耐心，但主始终以恩惠慈爱与他同在。以至于他重新满怀感恩喜乐地高唱“以便以谢尔”（Ebenezer）来赞美神，并立志比以前更加努力寻求，更加信靠神。转过年来，2月25日那次主日聚会中，蓝教士的汉语前所未有地流利，如有神助，对一个多日等候拨云见日的人而言，这是何等的喜乐和鼓励啊！
内地会的宣教策略，是以一个府城为中心，在周围市镇建立支站。贝贻士教士在6、7月间出了一次门。他出门前打发出去的两位售经员（Colporteurs）和他同一天返回安庆。售经员此行走访了附近两个县城、两三个市镇，还有一些更小的村落。由于蝗灾引发物价飞涨，穷人们越发买不起书。蓝教士即将拜访池州（Ch’i-chau）和大通（Ta-t’ung）两个福音站跟进慕道友们的需要。不久，便传来贝教士在池州为四名归信者施洗的消息。宣教是孤独之旅，蓝教士和贝教士两人每天晚上读经，通过这样的方式彼此扶持。
尽管四位宣教士们尽心竭力地传播福音，但对安庆一带的属灵需求，仍然只是杯水车薪。贝师母向母国的教会呼吁：“我们迫切需要你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感到神将我们带到这里，并赋予我们重大责任。唯有神能使我们配得上这份重大的使命，我们仰望他的作为。对于神把我们带到中国来这件事，我们越来越感恩。我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学习在一切事上全然依靠他是值得的，更不用说，向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们宣讲神的爱这一荣耀的权柄。我们非常盼望除了自己家中这一小群信徒外，在这座城市里能有其他人真正地归信福音，在外面为神作见证。最近我们为此恒切地祷告，你愿意加入我们的祷告吗？”
结语
台湾学者饶以德在研究内地会宣教策略的论文中提出，“迂回，可能是前进最佳捷径”。[10]缅甸政局的变幻，使得由缅入滇这条路变得不可行；同为1877年，内地会的另一位老将，本文中曾在安庆出现过的麦卡悌，从镇江坐船到汉口，再徒步经川贵抵昆明，从云南进入缅甸的八莫。这一历时七个月的艰险旅程，不仅使麦卡悌成为新教入滇第一人，也使得云南成为麦卡悌眼中的瞳仁。三十年之后，内地会一度因人手紧缺，想暂时放弃云南的宣教站，年过半百的麦卡悌执意反对，并坚持到安庆的男宣教士语言学校物色人选。他选中的，是一名来自伦敦大学的理科生，富能仁（J. O. Fraser），也就是日后被称作“傈僳使徒”的那一位。1909年，矮矮胖胖的麦卡悌和高高瘦瘦富能仁结伴而行，走的也是当年范明德和索乐道从缅甸八莫进入云南腾冲的路线。[11]两年后，麦卡悌去世。而被他带进滇西的富能仁，却留了下来，并影响了更多的年轻同工投入滇西部落的事工，包括被称为“傈僳女使徒”的杨宓贵灵（Isobel Kuhn）。也是这位女将，很早就观察到，缅甸边境的古母村（Goo-Moo）曾有村民越过雪山，到滇西的部落山村寻求真正的基督信仰。[12]傈僳族福音运动，很早就呈现出跨国界、跨民族的趋势。滇缅边境的这段历史，让我们看到福音可以从缅甸传向云南、也可以从云南传向缅甸，21世纪的宣教模式，正是从四面八方到四面八方的宣教（Mission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与云南少数民族事工相比，内地会在安庆的事工，仍然沿袭着二十世纪常见的传教模式进行着。其实，模式也好、策略也好，并不是最重要的；宣教的成败，往往取决于那些担负使命的人，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忍耐和盼望，打磨着安庆教会的基石。在1885年以前，内地会是整个安徽省唯一的新教教会组织。到了1949年，内地会仍然是该省最大的差会，其负责的区域约占全省面积的四分之一，信徒约为17,600人，堂口245处。目前，安徽省大约有两百万基督徒，在中国各省中仅次于河南，超过浙江。[13]若是追本溯源，我们无法忽视本文所记录的那些宣教新人。不知贝教士夫妇、蓝教士和休姑娘当年，是否从中文老师、女佣林四和张小童身上，看到了两百万安庆信众的远景？亦不知那些响应贝师母呼吁的英国信徒，在施恩座前为遥远而陌生的安庆百姓恒切代祷之际，是否曾凭信心宣告百年后的异象？我们今天打发工人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时，是否也能用属灵的眼光从“微小的开始”看到宏伟的远景，且以庞大的代祷团托住一线的战友们？
[1] 本文根据《亿万华民》1877年8月、9月、12月和1878年1月号的部分内容编译。
[2] “Work among the Border Tribes – From the Diary of Mr. Henry Solt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 & Aug 1877, pp.89, 102-103. 中缅边境的地名较难找到标准译法，除了八莫和陇川确凿可考外，其他村寨的名称皆为音译。
[3] 原文中提到的当地的货币是anna，含义不确定。4 annas相当于6d，“d”表示便士（penny）, 1971年以前，一先令以下的金额不用“p”来表示，而是用“d”来表示，取自“denarius”的缩写。Denarius是古罗马硬币，即新约圣经中提到的硬币（马太福音18:28恶仆所借出去的100硬币即是这些小钱；马可福音6:37门徒所说的一个工人八个月的工钱约合两百这样的硬币；马可福音14:5玛利亚用来浇灌耶稣的香膏价值三百多这样的硬币；路加福音10:35好撒玛利亚人留给店主照顾病人的费用是两个这样的硬币。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Penny和 https://www.biblegateway.com/quicksearch/?quicksearch=denarius&qs_version=CUVS。
[4] 上缅甸和下缅甸是殖民时期所产生的地理概念。1852年的第二次英缅战争后，下缅甸被大英帝国吞并，上缅甸则在贡榜王朝的统治下保持独立，直到1885年的第三次英缅战争。上缅甸传统上包括曼德勒及其周边地区，即现今缅甸的中部及北部地区。
[5] 本节内容综合编辑自：“Gan-K’ing – From the diary of Mr. Randl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ug & Sep 1877, pp.101, 117；“Extracts from Correspondence by Mr. Pearse and Mrs. Pears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Dec 1877, p159；Miss Huberty, “Work among the Women of Gan-k’i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 1878, p.8.
[6] 原文中说他是“张先生（Mr. Chang）的侄子”，这位张先生很有可能就是蓝教士的中文老师。
[7] 参见“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六）”，《教会》，2015年1月第1期，总第51期。
[8] 按以下的描述，应该是元宵灯会。
[9] 《生命圣诗》第481首，歌词为“耶路撒冷，福乐天乡，此名我心向往；世间劳碌何时完毕，归享福乐无疆？/何时得见天乡玉墙，珠门荣耀辉煌？救恩堡垒永远坚立，金街闪闪发光。/师徒、先知、殉道烈士，环立救主身边，世上主内所爱亲友，荣耀队中相牵。/耶路撒冷天乡福乐，何时才能亲尝？世间劳碌何时完毕，归享福乐无疆？”
[10] 饶以德，《从云南到泰北：一九五零年代中国内地会傈僳族传教工作的转向》，台湾大学史学系硕士论文，2014，第1页。
[11] 艾琳·克蕾斯曼（Eileen Crossman）：《山雨——富能仁传》，阿信、陈萍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13-15页。
[12] Isobel Kuhn, Nests in the Abyss, (Little, Co: OMF, 1947), pp. 161-185.
[1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E5%9F%BA%E7%9D%A3%E6%95%99 （2016年10月11日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