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院教育的新现实

2013年07月号（总第42期）, 期刊神学院教育的新现实已关闭评论

文/狮亚

我们常常能听到从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回到教会后带来教会的分裂。因为神学毕业生迫不及待地要在自己的教会中应用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又或者神学生毕业后在教会中，表现得比较骄傲和强硬，在讲道中讲的“知识性”的内容比较多，但缺乏“生命造就”的内容。但也有的神学生毕业，回到自己的教会后，的确给当地的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教会在真理的建造、建制化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对于很多在神学院读书的学生来说，一方面他们的眼界被打开，他们接触到了很多在教会中未曾听闻的学识——在一个神学问题，或一个释经问题上，经历过百家争鸣的风暴之后似乎仍然没有定论；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感觉到，很多在神学院学习到的知识，其实是无法在教牧实践中直接运用的。甚至有些神学生们感到，当他们在教会中提到一些在神学院学习的内容之后，竟然不小心碰到了一些“雷区”。他们在遭遇质疑之后，也会感到在神学院三年学习之后，似乎仍然不知道怎么牧会。在有些方面，他们甚至还不如跟着一些老人家学一些东西来得实用。如果把神学院看做是为教会进行牧职训练的专业机构，那么教会和神学生都能感受到某种落差。这种落差会因着神学生本人的个性或成熟度表现得不尽相同。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问，究竟培养传道人的主体是谁？是教会还是神学院？事实上，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单靠神学院自己是无法培养出合乎教会需要的传道人的。只有教会，才能培养出合乎教会需要的传道人，神学院只能在其中起辅助性的作用。

一、大学教育游走于敬虔与学问之间

现代大学发端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和教堂之内，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入世的神职人员进入到城市之中，单个的教师和讲师在所谓的城市学校中出现，社会形成了广泛尊重知识的风气。到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设定一所大学要有法律的认可。博洛尼亚、巴黎、蒙比利埃、帕多瓦、奥尔良、牛津和剑桥这些大学在它们获得正式的资格之前就已经是合法的大学了。从修道院到大学的形成，本身就是世俗化的过程，而这一世俗化进程伴随着对中世纪教权中心的挑战。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于1558年创建的日内瓦学院，使宗教改革的成果深入而广泛地推及到欧洲各地，特别是后来的清教徒运动的领袖，大多受益于此。日内瓦学院不但在进一步推动宗教改革运动上功不可没，也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内瓦学院对后来荷兰的莱顿大学、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及北美殖民地的哈佛学院，均产生了影响。日内瓦学院素有同时注重“敬虔和知识”的美名，然而随着人文主义学者进入到各个大学，他们不但改变了大学的精神，也改变了大学教育的模式。

1810 年由普鲁士王威廉三世出资，把豪华的王子宫捐献出来作为大学的校舍，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负责筹建的柏林大学开学了。它之所以成为现代大学的标志，是因为赋予了大学神圣不可侵犯的自治权，也就是高等教育三大自由：学习自由、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洪堡认为,科学研究“不能由政府下令规定,只能任其自由发展。科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以及方法和途径,必须留给科研工作者去自主地解决。”国家要求大学教授与学者应处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彼岸，“远离社会实际政治与经济利益”。^{^[1]}柏林大学几乎综合了近代大学的所有特征，诸如学术自由，注重研究的风气，自然科学纳入大学课程等等。

神学院从注重“敬虔和知识”走向了专注于“学术和自由”。在欧洲，综合性大学中的神学院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毫不奇怪。在美国，起初由新布伦维克长老区会创办的普林斯顿神学院也带着“敬虔与知识”的特征，因而普林斯顿神学院在美国大觉醒运动中扮演了策源地的角色。^{^[2]}现在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招生介绍中提到：“普林斯顿神学院于1812年从普林斯顿大学分离，因为长老们希望能有更多的神学培训，而教师与学生们希望的恰恰相反。此举减少了学生数量，也在一段时间内减少了来自外界的支持。大学和神学院目前由于共同的历史和共享的资源而有着非常愉快的合作。”显然，普林斯顿神学院曾经一度试图摆脱世俗大学对他们带来的影响，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中，神学院的教育模式仍然无法避免受到世俗大学专业化发展的影响。

现代大学的学术自由、独立自主的精神成为影响整个学术界的精神。这一潮流滥觞于神学院的教育时，使得神学院也会越来越脱离教会而渐有独立发展的趋势。即使是后来离开了自由化的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梅钦，他创立的改革宗神学院的重镇——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也是如此。它虽然仍然保留着极为正统而卓越的神学学术，可是在与教会的结合方面仍然不尽如人意。无论如何，神学院脱离教会独立发展的倾向的确给神学教育带来了危机。

二、神学教育专业化的影响

教会把传道人委托给神学院来培养，如同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去培养一样。在孩子的成长当中，到底是学校负有主要责任呢，还是家长负有主要责任呢？最近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家长因为不满学校的教育，把孩子带回家自己教育的现象。这种现象引发了不少争议。持赞成态度的人，同感于学校教育的僵死与堕落，对这些家长独自担当起孩子教育责任的勇气表示赞赏。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孩子必须是在社会化的环境中，有系统地、完整地接受教育。事实上，这样的争论同样也会发生在教会和神学院之间。教会不满神学院过分重视知识，忽略敬虔，因而不再信任神学院，甚至连带着对神学的否定，转而走向了一种师徒制的培养模式。但神学院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种类，它所能完成的任务，不是几个人能单独完成的。在中世纪乃至于近代社会，神学院担负着为教会培养领袖和精英的责任。现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在普及教育的同时，仍然承担着精英教育的功能与责任。如果神学院的使命是为教会培养牧职人员，那么其精英教育的功能是无可非议的。而精英教育不同于师徒制的经验化的教育，它必须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地学习，让知识成为个人所拥有的工具。

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崛起，尤其是现代化进程中专业化分工这一特点，带来了高等教育的专业化。神学院教育的兴起，也同样开始从教会的教育体系中渐渐脱离出来，成为一个专业化的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神学教育的专业化改变了教会的精英教育的模式。精英教育的通识教育的特点以及综合素质教育的特点，由于专业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难。各门学科的知识迅速增长，导致了一个人即使在他的专业内也很难通晓与他专业有关的各种知识。专家，意味着他最多只能站在一个针尖上，更遑论跨学科的学习。这样，不仅神学教育的专业化带来它与教会的脱离，神学学科的专业化也加剧了不同学科神学教育之间的不相往来。因此，神学院培养出来的精英越来越多体现为针尖般的深入，而非基于通识教育所具有的博大精深。这自然带来教会与神学院之间更大的距离。就这一特征来说，现行的神学院教育模式带着浓厚的工业化社会的特征。工业化的特征就是通过专业化实现流水线式的大规模生产。对于神学教育而言，大规模生产带来的结果是神学知识的激增，但是培养了多少称职的牧者则变得难以估量。因为，一个具有正相关性的事实还包括了神学教育的专业化也伴随着自由派神学家越来越多地进入神学院的讲席。

三、神学院教育的新现实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宗师的彼得•德鲁克认为，一个组织所制定的有效策略，每过一段时间后应当进行检验。要看原来导致那个策略奏效的环境和前提是否仍然存在。如果那个策略的前提条件已经改变，那么即使它在过去为组织带来了很大的成功，也仍然要改变，因为前提和环境已经改变了。现行的神学院教育模式经历了从农耕社会和工商社会的师徒制和修道院体制转向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社会所有的专业化教育的转变。它不仅多次带来了神学的复兴，也带来了教会和社会的复兴。

然而现在教会和神学院的环境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正在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转变为信息化的知识社会。人际关系的结构与模式也开始从工业化的线性结构转变为网络化、生态化的结构。教会、神学院以及各种专业化的基督教机构开始形成一个生态系统。一个教会的信徒，不仅听教会牧师的讲道，他也在网上浏览别的宗派的牧师的文章或视频，他也可能和另一个教会的信徒一起参加一个机构的基督教亲子教育。不同的教会、机构和神学院之间开始形成一个复杂的交互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已经难以通过一个单纯的禁令，来阻止信徒们活在这个生态网络中。在这个生态网络中，单个组织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小，生态系统的整体状况对个体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一个单个的个体也容易突破他所在的组织的局限对整个系统产生更大的影响。它使单个组织不容易控制，但也打破了专业化所带来的“老死不相往来”的限制。教会将回到她更为本质性的特征中，那就是教会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存在。神学院、建制教会、各种机构都是这个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它们越来越需要彼此搭配才能发挥各自的功用。专业化带来教会与神学院的分离将因为一个更大的教会生态系统的形成被克服，教会与神学院将越来越难以独自发挥功用。而这样一个生态系统能否健康发展，则越来越取决于领袖们的影响力和领导力，而组织结构中刚性的约束力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得以发挥。教会与神学院不但要有意识地引导和建造自身所在的生态系统，也要对这个系统中所表现出的新领袖要有敏感度。正如D. A. 卡森、提摩太•凯勒、约翰•派博与柴培尔等形成的福音联盟一样，福音神学的学术性力量透过救赎主教会的植堂实践，透过柴培尔等人的教牧实践中不断发展。他们一起不但开始塑造一个大范围的福音派教会的生态系统，而且呈现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拓展态势。在这个没有隶属关系的联盟中，彼此的学术、生命、教会却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正在塑造着其他地区的教会领袖。

另外，引发社会结构改变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新科技带来的改变。正如加拿大的麦克卢汉所说，改变中古时代大学的并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印刷术。在15世纪和16世纪，印刷书籍曾受到学校老师的强烈排斥，直到耶稣会士和夸美纽斯在17世纪以它为基础创办学校之后，才获得胜利。同样，网络与电信的发展在21世纪也会成为教育的高科技，会对教育和学习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现在的学生到学校上课很容易感到失望和沮丧，因为这些学生所期待的教学能力远远超过大多数老师所能提供的。学校日益被迫使用网络、计算机、录像带等，教师将逐渐成为监督者和指导者——也许会像几百年前中古时代的大学教授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未来教师的工作将是辅导、领导、以身作则、鼓励学生，而不再是教书。^{^[3]}

这样神学教育已经不单是谁来教育或教育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是要思考教会这个生命共同体在一个新的网状生态结构中，他的牧职人员会是怎样产生出来的，这样的牧职人员是什么特点等等。但无论如何，教会中的牧者与神学院的教授将会是一个更为紧密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自身就是一个更微小的生命体单元，这些学者型牧者或牧者型学者们将通过神学教育、牧会、和社会工作的创新塑造整个教会的生态系统，发挥着领导的作用，而教会新的牧职人员将从他们所塑造的这个系统中被培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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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内某神学院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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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的起源Ⅰ》，摘自网络文摘：搜狐圈子——雅典与耶路撒冷。http://q.sohu.com/forum/20/topic/45834881（2013年6月25日存取）

[2] 参伊恩·默里：《真正的复兴》，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年，第2章。

[3] 参彼得·德鲁克：《管理新现实》，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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