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整全牧养下的学生事工的重要性

文/求知

 

摘要

 

本文试图从笔者教会牧养现场体验出发，以圣经的教导、历史的梳理、现状的反思等多重视角分析大学生事工，强调教会整全性牧养理念下的学生事工的重要性。笔者期待这一拙作能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教会对大学生事工作更加深入、全面的探求，并将此转化为牧会实践，建立这宝贵的年轻一代，预备迎接我主基督的再来。

 

引言

 

笔者所在的教会于2004年以学生团契的形式发起，并在2010年由团契转型为教会，期间一直致力于开拓校园，投身大学生事工，并且大学生事工也成为了我们教会的异象之一。成立伊始，我们就秉着“改变今天的孩子，就是改变明天的教会”这一信念，因为今天大学生的属灵光景就意味着明天教会的形式和走向。

 

回首过往经历，我们意识到当初是在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下开始了大学生事工。虽然当时也知道这一点，但是站在现今的位置，圣灵的引领就显得更加清晰、明确。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诸多内外压力的处境下仍旧不遗余力地发展学生事工，包括建立学生堂点，培养神学生，宣教差派等等。展望未来，我们不仅要循着现有的道路坚持不懈地将大学生事工做下去，还要做得更深、更细，将大学生事工理论化、体系化并且实践化。

 

刚刚提到我们的大学生事工处于内外压力之中，因为有些声音时常出现：“你们为什么要如此忠于大学生事工？”“为什么要把大学生事工单独列出来？”“大学生事工为什么要如此系统、细致？”“眼下看来大学生事工是只赔不赚的，这样做值得吗？”诸如此类的声音比比皆是。这些声音也促使我们反思已开展的大学生事工，仔细斟酌我们所走过的、正在走的以及要继续走下去的路。

 

一、根据圣经，建立我们对年青一代的异象

 

亚伯拉罕献给麦基洗德十分之一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身中（参来7:10）。透过这段经文可以看出，在盟约的家庭中，亚伯拉罕是盟约的代表，他所做的是代表家庭而做，他的后裔也要做他做的事情。这是在创世记中第一次提到十分之一。第二次是在创世记28章雅各祷告时讲到十分之一。雅各为什么在逃难中懂得向神有这样的祷告和倾诉呢？这就需要我们去分析他在整个家庭中是如何被养育的。

 

亚伯拉罕100岁生以撒，以撒40岁娶利百加，那时亚伯拉罕140岁。以撒娶妻之后祷告了20年，然后生了雅各，这时候亚伯拉罕160岁。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这样雅各和亚伯拉罕共同生活了15年。亚伯拉罕作为信心之父，明确地知道从应许生的才是他的后裔，他不可能不对雅各有明确的教导。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盟约家庭中，盟约的代表或者长辈对家里的孩童、青少年及成年的后裔都应该有真道上的牧养。这是从创世记中看到的养育盟约后裔的例子。

 

摩西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他从小在埃及王宫中长大，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到他不愿意享受罪中之乐，情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参来11:25）这绝对不是埃及文化教给他的，而应该是做他奶妈的母亲教给他的。对后裔的教导和养育能够造就下一代，这样才会有好的后裔成长起来。

 

在旧约中，也有负面的例子，比如士师时代就是典型的恶性循环。还有撒母耳记上记载了以利对两个儿子疏于管教，导致两个儿子最终死亡；而撒母耳在敬虔后裔的培育上也没有尽到责任，所以他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这也是导致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原因之一。

 

新约中，耶稣教导，“让小孩到我这里来”（太19:14；可10:14；路18:16）。耶稣带门徒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养方式，这其实就是养育他的门徒。又如保罗与提摩太。保罗教导提摩太，“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到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2:2），这是最典型的一代传一代的养育。

 

综上所述，对下一代的养育是任何一个盟约家庭的责任。而神的教会，是一个盟约的共同体，这个盟约的共同体对于在这个共同体中任何年龄段的人都有教育和牧养的责任，从小学到大学直到成人和老年，都应该在不同阶段当中被养育和浇灌。这是符合圣经中一代一代被牧养的依据和例证的。

 

二、回溯历史，概述我们对学生事工的总结

 

1、中外大学生事工历史概览

 

本文并不是一篇对学生事工追本溯源性的考究，而是以与我们相关联的历史为一面镜子来审视现今的大学生事工，因此笔者挑选了近现代中外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来加以分析、总结。

 

（1）欧美大学生事工

 

近现代欧美的诸多高校都有自己的学生团契，在一个相对开放和宽松的环境中，这些团契在当时的校园与社会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806年在美国麻州的威廉斯学院开始的“干草堆运动”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大学生福音运动，他们在两年后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学生宣教团体“弟兄会社”，致力于海外宣教，他们的宣教与中国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1877年，由剑桥学生成立的“剑桥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是现代大学团契的先驱，此后类似的大学生团契很快在欧美以及英属殖民地建立起来。这类学生团契致力于宣教事工，并且建立宣教差会，当时著名的布道家穆迪以及宣教士戴德生都与他们有事工上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是“学生自愿运动”、“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和“青年会”这三个团契。然而20世纪初期，“自由派神学却悄然地占据了西方许多的神学院，在学术领域透过理性渗透到学生自愿运动中”[1]，自此，社会福音派在大学生事工中出现了。一战以后，欧美的大学生团契开始出现分裂和萎缩，社会福音派与基要派在宣教事工上也分道扬镳，这样的分歧一直影响至今。

 

（2）中国近现代大学生事工

 

1945年7月，“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在重庆成立，赵君影牧师担任第一任总干事。学联当时是“国际学生福音团契”极为重要的成员。在那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中，移到西部的诸多高校（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光华大学等）在艰难的环境中依然持守信仰，兴旺福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华西坝基督徒学生聚会”等。

 

在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府怀疑团契中有亲共分子，并随时对其进行监视。到了政权即将转变的前夕，国民政府四面楚歌，到处抓捕亲共分子，期间便有到华大宿舍搜捕当时的团契主席一事。

 

学联与国外宣教士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因此1949年后对宣教的禁止也使大学生事工受到了极大影响，福音工作十分艰难。

 

同时，许多学生因必须出席学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以及政府的施政方针政策等，而未能参加团契的圣经学校。

 

2、以史为鉴——正反两面的教训

 

（1）大学生事工在纯正福音中所结的佳美之果

 

a·为上帝的道火热，致力于宣教事工

 

纵览中外近现代的大学生事工，所有的大学生团契在宣教方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通过历史我们看到，大学生事工在福音广传这一普世教会异象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b·大学生事工孕育出一代属灵伟人

 

在欧美，“剑桥七杰”以及在20世纪福音派中影响深远的约翰•斯托得等等，都是在大学生团契中成长起来的。

 

在中国近现代大学生事工中，有不少学生献身传道，去读神学院，其中许多成为日后家庭教会的支柱；有些到偏远地区传福音，在人生的岁月中饱受苦难和逼迫，却仍能持守住那起初对神的爱心和忠贞；有些则到了海外参与事奉。在他们中间，如滕近辉、陈终道、于力工、焦源濂、边云波、查大卫、薛玉光、张行松、王长新、张学理等，都成为神在中国教会十分重用的仆人。

 

（2）偏离正道后的穷途末路——自由主义的侵袭

 

虽然近现代的大学生事工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但是在20世纪中叶却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变化，其中自由主义神学对大学生事工的破坏性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在国际宣教事工以及中国本土教会的讲台上，社会福音派开始大兴其道。

 

（3）这是教会以外的“独团契”

 

以上从历史中列出的这些团契，相对于教会来说都是以独立形式存在的，并不是直接隶属于某个教会的牧养体系之下。（笔者认为这也是当下中国家庭教会中多数人对学生团契的认识，我将在下文中有进一步的阐述和思考。）其中欧美的学生团契基本上都是在校学生自主成立的，他们不是在建立教会，更像是一股潮流，一个运动。同时这些团契在教会的牧养架构中基本上没有明确的定位和实质性的牧养理念及体系，因此到了自由主义来袭之时，“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太7:27；参路6:49）。

 

（4）本土化的处境——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学生事工

 

在中国本土的大学生事工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学生事工与政治的关系是纷繁复杂的。1949年以前，国民党对学生事工有干涉并施以压力;1949年以后，加之“三自”的成立，学生事工受到了空前的打压。

 

因此，现时代的大学生事工中如何持守纯正的福音，并且正确地处理自身与政治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的。

 

三、对于当前学生事工的反思

 

1、就单一与整体而言

 

2000年后的中国，大学生事工如雨后春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各地的大学生事工都开始小有规模。笔者有幸和同工分别走访了贵阳、长沙、武汉、南昌、温州、上海、北京以及安徽省内各地级市的学生事工。发现有一些大学生事工是连接于教会，有一些是学生们自发组建的，还有一些是离开教会独立创办的大学生团契。

 

我要谈的一个问题是国内学生事工中有一种现象，就是“独大学生团契”。这些“独大学生团契”脱离教会而存在，并且不愿意与教会相连接，最后从团契发展成为一间教会，渐渐地和原来与他们有某种牧养关联的教会分开。而“独大学生团契”认为教会不明白如何做学生事工，若在教会的带领下则是“外行”引领“内行”的行为，所以他们也不允许教会介入其中。但也有一些学生团契，渐渐发展壮大之后，转型为新兴的城市教会。虽然后者在后期似乎会有一些教会观，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独大学生团契”的思想，还是与历史中各种学生运动之间有相似之处。“独大学生团契”缺乏被监督，缺乏传承。他们所接受的任何思想，在没有表现出来之前，其实是没有被监督与被保护的。而我们所倡导的大学生事工，是基于在前面所谈到的盟约家庭理念之上的。

 

教会是盟约的共同体，在盟约中的任何一名基督徒，都应该在基督的教会里被养育。正如保罗所说“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参帖前2:7）。一名基督徒，要想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他的一生都应该在盟约的共同体内被养育、被训练。笔者认为，教会是养育神百姓的地方。对教会而言，在大学生团契里的时间只是作为一名基督徒一生被养育的阶段之一。我们的教会所倡导的是整全的教会观，从幼稚园、青少年、大学生团契、中青年直到老年团契，这是基督徒应当被养育的全部阶段。大学生团契只是作为人在特定的受教育阶段，因着年龄的不同而设计出来的特定的牧养时段。因此“独大学生团契”与建立于整全教会论前提下的学生团契有着显著不同的内涵。

 

如果我们要从教会论角度出发来思考，我认为“独大学生团契”的教会观是有一些模糊的。教会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盟约的团体。她不是指某一群人在某一阶段的聚集，而是指被神所召的人，从小直到人生的终了都在盟约的背景下，她是在这背景下被建造的。所以我们再次反思的是，大学生团契的领袖们，不能有“独大学生团契”的思想，也不能以为自己建立了大学生团契，就可以独立于教会之外。这不是阻止团契的发展，而是强调团契的发展应该是健康的、有机的，而不是脱离圣经、独立于教会之外的行动。

 

其次，“独大学生团契”的产生不仅仅是大学生团契教会论模糊的结果，更是不可被教会遗忘的问题之一。其实学生团契常常并不被教会重视，许多的教会也并不愿意为学生团契付代价。笔者在走访中发现，许多教会的领袖不是不知道大学生事工的益处，但为何不肯做呢？第一，是“明哲保身”，学生是敏感群体，为了保证教会“正常、不被干扰”地发展，所以不愿意做这项事工。第二，有一些教会认为，学生事工在人力与财政上是需要很多投入的，而在短期内却没有看得见的回报，所以他们不愿意做学生事工。基于这两点，无论是害怕受“影响”，还是怕投入过多，都导致大学生事工滑向“独团契”。因此，我们呼吁教会的领袖们对这个群体负起当尽的责任。

 

再者，笔者希望透过这样的反思，大学生团契的带领同工和教会的领袖，一同回到正确整全的教会观中，来建立健康的学生事工。我们在前面谈到，历史中的大学生福音事工对普世教会以及福音传递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今天的教会，也应该对这项事工负起责任。

 

2、就真教会的“标志”而言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论述到，“基督的启示帮助我们看见教会的面貌。我们在哪里看见传讲和听从神纯正的道、根据基督的吩咐施行圣礼，我们就不可怀疑，那是神的教会。”[2]同时代的布塞则把纪律也视为真教会的标志之一，后来的苏格兰信条以及比利时信条也视纪律为真教会的记号。加尔文的跟随者将真教会的特征在加尔文认为圣道和圣礼两个特征之基础上，发展为纯正的圣道的宣讲、纯洁圣礼的施行以及教会纪律的执行三个特征。

 

笔者所在的教会，曾一度处于尴尬之中，因为在圣礼的执行上，都是邀请其他教会的长老前来带领，甚至主持婚礼的牧师也是从其他教会邀请过来的。如果说，我们的团契是作为一独立的团契存在，那么我们在拥有正确的教会论的教会面前，就显得有缺失之处了。有人认为，团契是由一群志同道合——有相同异象、相同兴趣爱好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但笔者认为，最小的团契也是教会。因为基督说，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他们中间。因此，就这教训来看，团契也应当是教会。“大学生团契”这个名称，仅仅是指处于大学学习阶段而有的牧养策略，从其本质上来说，应当是教会。所以，不能忽略圣道、圣礼与教会纪律。

 

不过，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的团契在圣道的传递上，是处于混乱状态的。如安徽某城市的一团契，他们的讲员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三自里的人，有安徽南部或北部的传道人，也有本地的传道人。凡他们认为不错的传道人，都邀请来进行教导。一方面，这里面混淆了三自与家庭，因此带来教导上的混乱；另一方面，不同背景的传道人，就某一观点的理解也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听他们讲道的学生，在领受上就感受到混乱。

 

其他的团契是不是也脱离了这种混乱的局面呢？在听道上能拥有清楚、正确及一致的教训吗？似乎情况不容乐观。笔者从温州某一团契的学生代表那里了解到，他们的团契是由一些教会派工，讲员轮流讲道，讲完道之后就离开，虽然在领受上可能不会出现混乱的情况，但缺乏跟进牧养，因此个人性的牧养就特别缺乏。再者，因为没有正确地传递圣道，在很多的团契中，学生们的软弱及积压的问题不能及时在真理中被建造，很多人就流失了。笔者认识的一同城团契，一开始是五十人，七八年之后，人数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减少到二十人左右。笔者认为，他们是没有得到正确的教导，因饥饿而分散了。

 

接下来要谈一谈学生团契的圣礼情况。学生团契多是由学生自发组成的——高年级学生带领低年级学生一起学习。这样的团契由谁来执行圣礼呢？据了解，有的是高年级学生自己带领，有的是从家乡请来传道人带领，有的是没有圣礼。当然，也有的团契是由教会派人建立起来的，因此有固定派人前来施行圣礼，但这其中仍然有一些问题。并且常常在学生团契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关乎圣礼的混乱。

 

我们再来看看团契的圣洁性。如果我们放眼大学的周边就会发现，最多的不是书店而是旅馆。这说明什么？不用说，大家非常清楚。这些旅馆正显明学生中间性开放的问题。这样的罪恶，也常常侵袭基督徒学生。这普遍存在的现象，却是许多大学生团契带领人并不在意的事情。同样，也有犯了罪的基督徒学生，找不到牧者来帮助他们，或者他们也根本不愿意向牧者敞开自己。因此，在性开放的潮流中，他们缺乏保护与遮盖。再者，许多的学生团契带领人，注重的是团契人数的多少，保住人数成为首要的目标。因此，他们并不看重圣洁的建造，因为怕得罪那犯了罪的学生。如果是教会，则不然。还有，学生团契面对执行纪律，也容易出现问题。原本是要以爱心挽回犯罪的人，却由于不正确的处理，弄得人人皆知，结果那人就不得不离开团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不愿意接受纪律，你若要劝惩他，他就跑到别的团契。如果是教会的牧养，则又显得不一样。学生信徒作为盟约之人，身在一间教会接受牧养，他可以被更健全地养育。

 

所以，从圣道、圣礼以及教会纪律三个角度来看，如果团契不是教会，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则存在很大的危机。

 

3、学生事工中的“社会福音”渗透

 

除上述所谈之外，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我们极度谨慎，就是防止我们偏离基督的教训。魔鬼在这个世界最成功的伎俩就是投人所好，给人以自我需要的价值观。在此，笔者将引用《生命季刊》上李长华所写文章里的一段话：

 

提起“社会福音派”（或称“非福音派”），这要联系到当时整个中国的教会状况。“社会福音”是早在十九世纪欧洲教会中流行的自由派思想的一种产物。虽然当时并没有“社会福音派”这个名称，但却是一种甚为流行的思潮。它主张社会改革，服务人群，却不重视救恩的道理，把基督福音最基本最重要的真理歪曲，甚至摈弃。这种思潮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从美国引进中国，以吴耀宗、丁光训为首的一批人在教会中大事推销。加上许多外国差会在中国设立的教会也有这样的倾向，使它在中国广为流传，充斥于各个城市的大小教会。这是王明道先生一生极力反对和揭露的，因为它是撒但在末世破坏神的教会的阴谋，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它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却否定圣经中最主要、最基本的信仰，实际上是“不信派”[3]。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不难发现，什么是“社会福音派”。大学生是一思想活跃、情感丰富的群体，他们对国家、社会、个人都抱有美好的憧憬，在许多的事情上都非常地积极。“社会福音派”提倡的“社会改革，服务人群”的价值观很容易进入大学生的内心。“社会福音”为什么容易在中国生根发芽？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倡导的社会改革、服务人群，也是在二战后，许多地方需要在医疗、教育等领域里的投入。早在欧洲，一战、二战里都涌现出如此的运动。在中国也是如此。这种思想迎合了建国初期的执政者。吴耀宗、丁光训的“三自”神学思想，其实就是“社会福音派”的再造产品。而持守纯正福音信仰的群体，则成为“地下教会”。而作为执政者，他们没能认识到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带来的益处。我们的文化，也容易导致学生看见眼前的利益，而非属灵的益处。所以，如果没有接受正确的福音传讲，就会有滑向“社会福音派”的危险。我们不难看见历史中这沉重的教训，也迫使我们重新来思考：新派思想为什么冲击了当初的学生事工？如果我们不思考，我们在不经意间就会落入到以往的错误中。其实，作为学生团契，需要反思的不仅是“社会福音派”，还有“成功神学”以及极端灵恩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与实际问题相碰撞：谈一谈我们的看法

 

1、主日学与大学生事工的关系

 

笔者在走访中，见过很多大学生团契的带领人，很容易为自己的事工成就沾沾自喜。在曾经有过的谈话中，大部分是在讲述他们用什么方法使团契一时间增加了多少人（如在新学期开学之时，他们通过去新生宿舍一一打听的方式，找到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学生）。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团契学生中有多少是你们自己传福音领他们悔改信主的？有多少是有家庭信仰背景的？你们小组长中有多少是在主日学中长大的？透过回答得知，超过一半以上是“别人撒种，我们收割”。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今天的大学生团契，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而是站在诸多教会主日学的功劳簿上的。因此，我们就没有什么值得自夸的地方了。

 

我们不是独立地建立了大学生团契，而是像接力一样，接过教会主日学的学生来牧养。我们既发现了其中的关联，就不该有“独团契”的思想；同时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教会是整全的，大学生不过是盟约子民在某个特定阶段被有连续性的养育而已。所以，主日学和大学事工在笔者教会称为阶梯式分阶段牧养。笔者在第三大点中提过，我们强调的是一个盟约的百姓，应该一生被上帝的教会养育。牧养虽然分阶段，但是仍然是整全的牧养。

 

2、大学生事工成为未来教会建造的推动？主力？

 

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到，王明道、宋尚节等属灵前辈都受到学生事工的极大影响，他们后来也成为中国教会的中流砥柱。同样，今天的大学生必然会成为将来教会的主体人群，所以教会关心大学生事工是关乎教会的未来。

 

可悲的是，今天很多教会不愿为此尽责，甚至说：“大学生事工没有奉献”。这样的短见，自然会导致大学生团契另起炉灶。

 

3、大学生事工存在的危机

 

（1）各自为政

 

近些年的学生事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它们有的是学生自发组织而成的，有的是城市中一些教会开拓的，有的是一些传道人有负担自己独立建立的，有的是学生老家教会的跟进牧养。这种兵分多路将打一家，本来是一件极好的事，也突出多点开花，全面发展的福音攻势。但是由于大家缺乏联系、沟通，相互间没有资源共享，加上某些神学观点不同，导致“各自为政”，甚至彼此攻击。这些表象的背后是自以为是，文人相轻。

 

（2）容易出现抢夺生源

 

每年九月新生报到，很多团契都会组织队伍传福音，“扫楼”（逐个寝室寻找信徒），在扫的过程中有些同学会被两三个团契同一天多次扫到，然后就是一番攻势：对其他团契的消极评说，对自己团契的积极美化。更为甚的是，有些团契事后再去老家找到一些学生的家长，请家长出面，要求孩子去自己老家的团契聚会。其中发生的各样事情，常常让人哭笑不得。

 

（3）缺乏牧养

 

在我走访的诸多学生团契中，只有很少的团契成员对自己团契的牧养是满意的。笔者引用一段贵阳调研对话来验证：

 

问：你觉得大学生事工的困难是什么？

答：大学生传福音比较容易，建立教会很难，大学生牧养很不到位，如果能够带领好二三十人就很不容易了。”

问：你们牧养用什么教材？

答：其实在教会里没有什么牧养教材。在营会和外请传道人的培训中会接触一些教材，在本团契里没有。

 

团契中不但缺少牧养中最基本的教材，就连个人传福音带人归主、基督徒如何恋爱等最基本的问题的教导也很模糊，甚至与圣经的教导有偏差。

 

（4）对异端识别能力弱

 

在学生事工中的异端主要是“耶青会”、“母亲上帝”、“东方闪电”，前两者比较训练有素，后者逊色一些。学生识别能力差不是他们社会知识少，而是对圣经陌生，神学知识匮乏。

 

4、大学生事工与国度性拓展的预备（如同文化、异文化宣教等）

 

大学生事工对普世宣教的贡献，对中国教会的深远影响，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今天我们牧养大学生团契的目标是什么？透过四年的学生团契要把学生养育成什么样的人？

 

笔者所处的教会为此多方讨论，并且经过九年的学生牧养实践，得出四点结论：我们的第一目标是帮助本教会的学生，透过圣经真理确认自己是否重生，清楚自己所信的，尽最大努力对自己的信仰有系统的认识；第二，在诸多学生中，透过四年的观察，认出神所呼召的工人，并对其进行小组长训练、门徒训练、最后送到神学院进行专业学习；第三，在众人中认出对宣教有特别负担、恩赐的人，送他们去宣教培训地培训，然后再差遣到宣教地；第四，对留在本城的学生提出委身的邀请和教导。

 

结论

 

文章至此将要结束，笔者仍然有一些话想和读者说。

 

第一，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孩子们在小学生时期还可以按时去主日学，可是到初中就要减半了，到了高中还能坚持聚会的学生已经不多。所以，他们的信仰基本上是主日学时期的状态。如果到了大学，我们还不能好好地养育他们，引导他们在基督里成长，等他们离开大学进入社会，我们就等于把容易做的事留到难做的时侯再做了！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毕业后你就算是对他讲福音，恐怕至少几年内，他们还是处于对事业的追求中，是很不容易听进去的。

 

第二，文章开始说到笔者用多种视角，跨越新旧两约，追溯百年史实，都是为了以更全面和客观的视角来诠释大学生事工，并以此为框架来分析学生事工，纯属抛砖引玉，诸君更当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探寻。

 

第三，期待更多的教会透过本文，思想历史中学生事工对普世宣教的贡献。团契是可提供宣教人才的基地，上个世纪学生事工出现了很多影响中国教会的长辈，今天的学生必然是明天教会的精兵！深盼各教会都参与到学生事工中来，尽当今教会应尽的责任，为教会的复兴献出一份力量。

 

 

[1] 苏文峰、刘智钦：“学生福音运动与普世宣教”，《普世宣教运动面面观》，大使命中心出版，2006年,第274页。

[2]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卷四）》，钱曜诚等译，孙毅、游冠辉修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039页。

[3] 李长华：“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在成都，”《生命季刊》，2002年12月，总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