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经与信条的圣经和教牧基础[注1]

文/罗伯特•雷伯恩       译/王培洁       校/杖恩

 

在教会生命中，信经有着许多不同目的。信经向世界见证了教会的信仰；信经教导忠心的人，是基督教教义的总结；信经提供了正统信仰的标准，也是检验神职人员的试金石，信经是防止错误侵袭的壁垒。信经在上述方面保护和培育基督徒团契的连接，让他们在信心和教义上以及思想和信念上合一，而不仅仅在组织和情感上合一。[2]

 

早期的信经是信仰宣告，有着礼拜的目的，时至今日，一些信经仍然具备这样的用途。在礼拜中使用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培养了信徒对独一、圣洁和大公教会的归属感。信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优美的遣词造句，而且也在于古老的传承，是历世历代教会合一的见证。在敬拜中，信经是当代基督徒和属灵先辈们之间鲜活纽带的表达。在有些加尔文主义背景的教会中，海德堡要理问答就被用于圣餐礼拜中，把敬拜者和宗教改革时代以及宗教改革的传统连接起来。

 

尽管如此，仍旧有人反对信经和信条。他们宣称，信经妥协了教会中圣经的至高权威，非法的约束了人的良心，要求人顺服圣经之外的标准。更常见的说法是，信条注重对教义的公式化陈述，所阐述的是一个空洞的正统说法。我们不能否认，历年来，信条的确在上述方面形成试探或绊脚石。然而，圣经教导并且清楚地说明了信条的必要性，它是一种释经传统的权威宣言。[3]

 

我们可以引用圣经例子说明信条的必要性。其实，承认圣经的权威性，再把圣经本身的一些话语组织在一起，并不足以预防伪装成真理和正统教义的致命错误进入教会。譬如说，道成肉身和救赎的本质刚刚被启示出来，就需要特别澄清和纠正，避免错误的出现，如约翰针对克林妥（Cerinthus）及其党羽的错误，写下了第一封书信（约壹4:2-3，5:6-12）。同样，得救本乎恩典的原则在圣经开篇就启示了，在律法书和先知书中延续了下去，甚至在与被掳和回归相关联的篇章中反复的强调。即使如此，也没能预防得救本乎恩典的原则不被犹太祭司和拉比误解，最终还形成了错误观念。圣经的权威性根本不是问题，在新约中也没有作为问题提出来。然而，争论的关键是如何正确解释圣经的教导。主和使徒保罗不得不换一种方法来重新准确地说明和解释得救本乎恩典的古老教义，因为，很多宣称自己相信圣经权威的人，其实并不接受圣经真正的意思。保罗也不得不用其他形式再次说明神话语中有关复活的教导，来对抗当时出现的“复活之事已过”的谬论（帖后2:2；提后2:17-18）。

 

同样，耶路撒冷的教会宣布裁决结果，他们的解释代表着耶路撒冷的长老和使徒的圣经诠释，被送往各个教会，为要在信心上坚固他们（徒15:1-32）。教义本身并未改变，但是，鉴于外邦教会对此的误解，要用其他的词语诠释，并以教会正式决议的形式生效。这样，教会中就形成并使用相同的模式，每次圣经本身的话语被误解、在教会中产生混乱的时候，教会就有责任向自己这一代以及子孙后代进行解释和说明。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在新约时代，礼拜时是否背诵信经，但是使用信经的可能性很大（参考林前12:3）。[4]新约时代，示玛在会堂中被当做礼拜时的信条。[5]总之，有的诗篇（如33， 97，136）被当做信仰告白使用，也为我们提供了圣经根据，说明礼拜时使用信条。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思考了信经和信条被用作教会宣言或者教会法则所起的客观功用，它们是教会的权威宣言或者信仰定义。研究基督教信条的历史神学文献，一般都会这样看待信条，至于信条本身，也是就信条的合法性和认信的本质经过多方辩论才最终形成。

 

然而，在每个牧师和教会成员的理解和信念方面，信条和信经同时具备更加主观和个人化的功用。我想要思考的，正是这第二点，信条在牧养和信仰层面的功用。我要特别关注信条和信经如何帮助神话语的传递者，并藉着他，帮助会众。对我而言，思考信经在事工中的影响力尤为重要，因为其影响力在今天显然已呈衰退之势，而这样的衰退有着重大的意义。

 

信条和信经是来自教会过去的声音，是教会所发现的神在圣经中启示并藉着神子民的经历和良知进行确认的真理的含义和意义的精华。信经和信条是历世历代先辈们的见证，是他们向年轻一代所传递的最重要和最核心的理念。从这个意义来讲，信经和信条是教会的“传统”，以浓缩和权威的形式从一代传给下一代。

 

正是因为信条是教会的传统和教会过去的声音，在今天却落入无人问津的地步，才让人扼腕叹息。大卫•卫尔斯（David Wells）最近提出：“现代人狂妄地以为，过去只是沉重的负担，不断创新才是美好生活和丰富真理的唯一关键。”[6]卫尔斯认为，类似的狂妄已经有意无意弥漫在福音派教会中，结果就是卫尔斯所说的与教会的过去脱节。教会过去的思想和经历，尤其是作为升华与结晶的信经和信条，已经不再被赋予和过去同样的重要性。别的声音，现代的声音，已经淹没了先辈们来自过去的声音。当代的教会早就预备好自己教导自己，把现代社会的教导看得比先辈们古老的智慧更加重要。卫尔斯指出，直接的影响就是神学在教会生活和思想中的缩减。

 

但这是一个重大错误。神的方法是不变的，就是用过去来显明未来。这样的模式交织在救赎历史的阡陌中。这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本质，我们所信的真理是一个名、一个人、一本书和一件事。不仅如此，每个信徒的朝圣之旅以及历世历代的所有信徒的人生旅程都被过去塑造和引领，也是过去的延续。亚伯拉罕被过去的应许引领，盼望未来，赐给他力量的正是神过去的信实。以色列的方向被早在过去所立的约立定，她也一次次被指向过去所立的约。借着神预先所行的大能的作为，重建了她与过去的属灵关联，她的信心和顺服因此被更新（诗78），对每个信徒来说也都是这样（诗77）。正是因此，在圣经对于信仰生涯的说明中，追想神的恩典和忘记神的恩典才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如赛46:9；弥6:5；诗78:11；何13:6）。

 

过去的经验、信念、理解力和智慧，都是神替我们成就的，也是神向我们显明并教导我们的，因着过去的积累，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也被建立，还能一直走下去。正是因着过去的积累，我们才有力量在下一步上顺服，或者明白下一步的旨意，到那时，这些也会依次变成我们过往的财富。那时会有一个个历史塑造并引导我们的生活。从根本来看，救恩的历史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除此之外，神百姓的历史就是我们自己的家族史；在这个里面，有着我们自己的个人信心和天路的历史。

 

个体基督徒如此，教会和事工机构也同样如此。其生命力的维系也深深扎根在过去。教会的生命以及基督徒事工机构的职分和工作的意义也都在过去找到根源，所传给我们的过去不仅仅是圣经中确切记载的历史，从牧养来看，也是教会长久以来对神和圣经的经历。倘若任何一条道路清楚无误，和圣经教导的敬虔与信心的道路一致，那么我们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条路也是一直向前、通往神所赐生命的道路。耶利米给当时神的百姓开的药方也是这样：“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耶6:16a）。

 

哦，我多么渴望返回原处，

再次踏上那条古道……

有的人喜爱往前行走，

但我只想迈步向后……[7]

 

基督徒肯定也像雅典人一样，会将“新闻”说说听听（徒17:21），但是他们必须按照过去的真理对那些观念进行评估。只有当教会不仅站立在律法和先知的基础上，而且也站立在教会的反思与经历上，就是“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的有利位置上，才能够最好地看清前面的道路。

 

当然，信经和信条只是教会的过去带给基督徒的一部分见证。[8]但是它们是重要的一部分见证。在我看来，过去的信条向今天的基督徒，尤其是牧师们，馈赠了两项基本产业。

 

首先，信经和信条以最权威、最准确和最明了的方式表达真理，因为这样的真理已经让教会领悟明白。本杰明•华菲德（Benjamin Warfield）称赞威斯敏斯特信条，它提到了很多应该说的事情，加上了必要的改变，包括许多基督徒的表征。

 

威斯敏斯特信条作为信经的重要性可以从……事实中体现出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1600年冲突后出现的福音派信仰各要素的最终精华；从学理的角度来看，它是我们所说的福音派信仰出现后写下的最丰富、最准确和最严谨的宣告。福音派想要在世界中延续下去，就必须捍卫它……[9]

 

众所周知，在基督徒思想史和教义史上，教会对圣经启示的真理的掌握和理解是按照阶段发展的，这些阶段或时代的界定，也都是因为福音的核心要素在教会内部遭到了可怕和危险的攻击，才会进行特别的集中反思。尼西亚信经和迦克敦信经都是这样的时代标志，它们解决的是教会对基督位格的理解问题，正如宗教改革的信经解决的是因信称义和靠恩典得救的问题。

 

就是在直接攻击的压力下，当整个环境所关注的就是如何用最忠实于圣经的话语构建教会的教导，在上帝为这样的任务提供的属灵伟人的协助下，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时代，教会在基督信仰的重大问题上安定了下来。在使徒教父时代和第四世纪末之间，教会在认识上出现了重大进展。游斯丁、特土良和居普良对尼西亚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无所知，不知道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尼西亚信经会彻底解决教会在主的位格上产生的疑问。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漫长岁月中，那些敬虔的人无法从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发现中受益，他们因此也不能像随后的几代人那样，在神圣的思考中对教义问题有那么多圣经的光照。每次，神的圣灵光照教会，就会以文字的形式被保存和积累下来，尤其是信条，会不断启迪后世。

 

当然，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并不否认教会的信条和信经可能会出现错误，但是他并没有怀疑，信条形成的环境赋予了它们特别的权柄，让它们来宣告真理。

 

神自己也用他护理统管的大能，在教会生活的潮流中带来非同寻常的运动；就是在这涌动的激流中，神紧紧抓住他百姓的灵；从而让他们在那个时期在属灵上更深经历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因此，就在圣灵的光照下，从这强大的躁动中，逐渐衍生出一个清晰、明确和积极的信念，最后用我们的信条清楚表达。因此，在信条的文字中，我们拥有教会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信条并不单单赐给某一个时代的人，而是赐给教会以后各代的人，直到我们主的再来。[10]

 

不论多么有恩赐，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的思想，再现教会在被带领下经历和确认，以及用信条表达基要教义的过程。一个人要是以为自己可以忽略或者轻视那些用规范的表述确认的定论，就是在蔑视神的护理，这些定论是那些时代对圣经教导的反思。当然，每个人，特别是每个牧师，必须对照手头的圣经去辨别。但是，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在“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徒17:11）之后接受这些教义；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在没有援引和依靠信条的情况下，单凭自己，就能够对上帝的心意产生同样可靠的理解。

 

因此，信条就如父母一般，要把智慧灌输给自己的孩子。教会的信条和信经就是我们的属灵先辈们跨越时代对我们所讲的话：“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赛30:21）。饮于其中的人，认真聆听的人，就是箴言中的智慧子，行在幸福的正道上，学习神教导自己父辈们的功课，历代积累的智慧也因此被传递给他。

 

基督教牧师要想明白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的心意，要想明白圣经在关键主题上的教导，就必须从信条开始。作为真理的托管人和宣讲真理的人，这更是他的责任。倘若真理能让人释放得自由，倘若基督徒要因着真理成圣，那么每个牧师神圣的责任就是要掌握真理，那么他就要乖乖坐在教会信条和信经的面前，成为学生。把圣经解释的传统浓缩和升华成信条是基督徒传承的产业中来之不易且极其珍贵的一部分。在知识和理智的层面上以及在学习信仰和掌握真理的层面上相信并接受这一传统，就等同于耶利米所说的“访问古道”。

 

其次，信经不仅准确清楚地传递真理，而且以力量、才华和吸引力来传递真理。事实上，总体说来，那些深入认识启示的真理并感受到那真理荣美和甘甜力量的人，就是那些在真理被全面明确地展现在教会思想中的时代上有份的人，或者是在真理经遗失又被重新发现的时代上有份的人。换言之，常常是在产生信条的时代，会对那些用权威的信条形式写成的教义产生最深厚的情感和喜爱。他们的属灵情感和那些年代出现的圣诗一样，都带着权柄，它们的生命力能够超越时空。

 

因此，在信经和信条中都多少隐藏着属灵的力量。信条见证了发现的兴奋以及救恩的喜乐，还见证了真理一旦被发现，在那些被上帝光照把信条作为圣约写下之人的心中带来的确信的力量。在神话语的真理上的属灵理解和鉴别方面，信条和信经可能是教会收到的最大的馈赠。就如华菲德所讲：“对重要真理的精确表述，乃是源自有组织的辩论，在属灵品质上有可靠的保证。这是内心催逼下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也必定是宗教生活的丰碑。”[11]

 

长久以来在信条中感激和颂扬属灵默示的力量的传统，可以从中得到解释。华菲德向那些希望自己在属灵生命中成长的人推荐，在阅读圣经之后，要阅读信经：“这么做理由很充分。首先，真理使人成圣，这是真实不变的。其次，信条中的真理清楚且丰富，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因为信条并非形而上的推论，像那些对信条知之甚少的人所认为的，信条乃是基督徒心灵中最浓缩和最有分量的呼声。”[12]

 

尤为重要的是，真理的力量、吸引力和信念也要好好传递给当今这代人。若真理只是轻飘飘地浮在我们的心灵和头脑的表面上，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明白真理的益处。真理必须刺入剖开我们的心灵，在上面留下独有的和持久的印记。但是很多真理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像是对于其他时代的基督徒那样，是藏在地下有待于发掘的宝藏。对我们来说，这些真理只是老生常谈，并不像那些刚刚被真理临到的人那样打动他们的心灵。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在属灵上的缺陷，但也是生命中无法改变的事实。倘若我们在乎自己的灵魂，倘若牧师们在乎自己的事工，他们就会把它看得至关重要，无论如何也要让自己对那些曾经让属灵人感到痴迷、占据他们心思头脑的教义产生惊喜和奇妙之感。信条在这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信条作为先辈的呼声，不仅传递基督教教义，也传递了他们面对真理的大能而生发的威严、紧张和振奋感。[13]

 

罗伯特•默里•麦克谦(Robert Murray McCheyne) 在提到自己的一个牧师朋友约翰•缪尔（John Muir）的时候，这样说：“缪尔在因信称义上很彻底。”[14]但是每个牧师的呼召都是要彻底相信因信称义，还要彻底相信基督神人二性的联合、主权性的恩典、成圣、天堂和地狱以及其他所有神所启示的伟大真理。寻求真理在一个人心中的力量和吸引力的最真实的方法就是花时间陪伴在那些感受到真理力量的人身边。倘若连马基雅弗利都明白，每天要从繁忙的生活中抽出几个小时，“穿上威严的正装，来到古人的殿中，与他们交流”，[15]那么牧师们又该怎样渴盼跨越几个世纪和那些经历过圣经启示的特定真理的完全能力与荣耀的人相交团契的机会呢？正是基于这样的必要性，凯波尔写道：

 

我们所掌握的是如此有限，我们的知觉能力又是如此巨大，我们一次也只能把它沉睡的能力的一部分调动起来使用。每个人都要相互弥补，正是出于这个必要性，没有一个人能避免让自己在思想上变得片面。因此，人脑要承担的惊人的使命就自然而然且不知不觉地在人们之间分配开来。一根手指不能弹奏所有的琴弦，只有十指联合，才有可能在弦上成功地演奏和谐的乐章。同样，通过‘劳动分工’，我们也能保护自己，不去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至于在社会生活中，有的人耕地、有的纺线、有的出海打鱼，正是由于不同分工合作，才会出现丰富完整的生活；思想的世界也是如此。[16]

 

当然，信经与信条并不是让那么多头脑和心灵团契相交的唯一手段，全部的基督教文学都起着这样的作用，但是信条作为最权威的手段，刻意记载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的人们对真理的共同经历，在众多的手段中，信条是起点也是终点。

 

更有甚者，在面对各种新的发现和新的试探时，要想让事工在全部真理上按照圣经保持平衡，就完全有必要明白用信经和信条写成的真理的力量。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需要回答的问题和需要面对的试探。毫无疑问，我们的时代也要认真思索神的话语，积极仰靠神的灵，来发现神对教会的一些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定论的问题的心意是什么。和过去的时代相同，我们也有责任给后代留下我们这个时代所积累的智慧以及神在圣经的权威性、圣灵的工作、教会的使命、基督身体的本质和其他类似问题上的光照，神把这些问题加给我们这个时代，是从前的世代未曾见过的。[17]这一代的教会是否能够对信条的传统有所建树，主要取决于这一代是否愿意像从前写成信条的各个时代一样，在教会诠释圣经的传统上，寻求广泛的支持，即使不是普遍全面的支持。

 

但是，倘若我们不首先对历世历代捍卫的真理具备鲜活的理解和认识，我们是否能够理解自己这个时代中在重大问题上的圣经教导是值得怀疑的。倘若教会先辈们没有在今天向我们面授机宜，很有可能，历世历代以来的真理就会被新一代的“洞见”侵蚀和取代。其实，这就是卫尔斯所讲的今天教会的现状。[18]约翰•麦克劳德 （John MacLeod）在这点上讲得很好：基督徒普遍认为，神的话语中还有很多有待光照的……基督徒对此没有丝毫怀疑，他们不仅相信自己在神的话语上接受了很好的教导和建立，他们也同样确信，将来的光照并不会抵消、挑战或贬损神的话语已有的光照。新的只会强化从前已有的，而不会贬抑或撇弃。[19]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即使出于好意，任何一个时代的基督徒也很容易在神启示的真理上失衡。正是清楚听到和坚守的过去的见证，才能够防止教会在面对今天的利益、偏见和罪恶的猛攻时，失去平衡。虽然路易斯（C. S. Lewis）下面所说的是泛指的书籍，但是他也可能特指信条和信经：“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视角，对某些真理会看得很清楚，又特别容易在另外一些事情上犯错误。因此，我们都需要能够纠正自己时代典型错误的书籍，那就是从前的古书。”[20]

 

假如一切如卫尔斯所讲，教会思想中的伟大核心基督教真理其实正在被当代文化中主流的和彻底世俗化的观念所取代，那么就更该坚持上述理念了。今天的教会逐渐明白，只有自己在心思和头脑上坚守伟大的真理——通过一代代传递积累下来的信念，即福音的核心元素，才会面对当前的挑战，获得这个时代应该得到的新的理解，一并存入过去积累的真理中。教会只有守住过去的发现，一点都没有流失，同时又在神的话语中有了新的发现，才算是进步。尤其是在福音的核心真理已经确定，教会对此的传统解释也已经成型，不再存在任何疑问的情况下,要是我们，譬如说，在有意无意中缩减基督的神人二性联合、因信称义或上帝审判的教义，而只是为了强调基督身体中不同属灵恩赐的肢体团契相交的教义，就会成为严重的问题。

 

信条的角色就是让教会明确知道，神已经带给他百姓的、作为教会现在和未来生活工作基础的信念。牧师特别的职责就是要保证教会的讲道完全公允地传讲主在过去时代对教会的光照和带领，要是这样的真理在我们这个时代并不受欢迎也不吸引人，那么就更要传讲。主已经判断了教会当相信和传讲什么，神的判断就安全地存放在教会的信经和信条中。

 

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为自己皈依天主教辩解说：“他寻找一个能够让他脱离作时代之子的可耻束缚的教会。”“脱离作时代之子”恰恰是每个真正的基督教会应该赋予信徒的自由，长老会要首当其冲。基督徒应当作他们自己时代的人，然而，这话的意思仅仅是说，他们应当在与自己时代相应的处境中活出基督徒信仰，在其他各个方面，他们应该成为各个时代中拥有属灵传承的人，以属灵先辈们传递下来并积累的所有智慧、美德和信念作为自己的产业。

 

认信的讨论应该考虑到信条在教会的思想和心灵中对真理的认识上所产生的功效。任何形式的认信若不能成功地培养主观上的认识，不论它从客观上要达到什么目的，都最终证明是无效的和不相干的，因为它不能让教会鲜活地和真实地认同那曾经一次交付的真道。

 

 

 

作者简介：

罗伯特•雷伯恩博士（Dr. Robert S. Rayburn）是华盛顿塔科马港市信心长老会（Faith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

 

 

[1] 本文原载于The Practice of Confessional Subscription,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1995, reprinted 2005, David W. Hall, ed. , 承蒙获准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让人们假设基督教信仰只是一种情感模式是致命的；我们很有必要说明，基督教首先是对宇宙的一个合理解释。把基督教信仰当作一种天真而又具有安慰性、含糊的理想主义渴望，毫无出路；相反，基督教是一种坚实、困难、精细而又复杂的教义，沉浸在一种严厉而不容妥协的现实主义之中。幻想每一个人都非常了解基督教信仰，并且只需要一点点鼓励来实践信仰就可以了，是极其致命的。残酷的事实却是，在这个基督教国家里，对于教会所讲的关于神或人或社会或耶稣基督有最基本概念的人，一百个里面连一个都找不到。”Dorothy Sayers, “Creed or Chaos?”, in The Whimsical Christian, New York: Macmillan, 1978, pp.34-35.

[3] 詹姆士•班纳曼（James Bannerman）巧妙地为信条辩护， The Church of Christ, vol. 1, reprinted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0, pp.289-321.

[4] 参见R. P. Martin, Worship in the Early Church,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4, pp.53-65; G. Delling, Worship in the New Testament, ET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2, pp.77-91。

[5] E. Schure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 2, rev. ed. Edinburgh:T. & T. Clark, 1979, pp.448-449.

[6] David Wells, God in the Wasteland: The Reality of Truth in a World of Fading Dream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p.146.

[7] Henry Vaughan, “The Retreat,” 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Henry Vaugh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69, p.170.

[8] 同样，阅读和关注教会历史的重要性也可见一斑，参见D. M. Lloyd-Jones, The Puritans: Their Origins and Successors,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87, pp.215-236。

[9] Benjamin B. Warfiel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estminster Standards as a Creed,” in Selected Shorter Writings of Benjamin B. Warfield, vol. 2, Nutley,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3, p.660.

[10]Abraham Kuyper, “Calvinism and Confessional Revision,” Presbyterian Quarterly, vol. 5, No. 4, Oct. 1891, pp.507-508. 凯波尔继续讲到：“加尔文主义者所坚守的信条并不是躺在教会档案中死气沉沉的古旧手稿，让以后召开的每次教会大会任意褒贬；恰恰相反，信条在教会中乃是基督鲜活的见证，除非经过神的话语证明，通过合宜的方法，证实信条在某点上出现错误，否则信条便有着神圣的权利。信条具备上帝赋予的权利，也经过了历史的确认和证实，只有通过合适的法律途径，才能取消。只有上帝的话语有着更高的权威，是它唯独要降伏于其下的。”至于信条的传统本身根本不可能在肯定和否定的事情上获得一致认同这一明显事实，以及各种不同的信念和宣言以哪些方式服务于真理的论述，参见凯波尔的Encyclopaedie Der Heilige Godgeleerdheid, vol. 3, Amsterdam: Wormser, 1894, pp.372-373。

[11] Warfiel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estminster Standards as a Creed,” p.661.

[12] B. B. Warfield, “Spiritual Culture in 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Selected Shorter Writings, vol. 2, pp.492-493.松威（J. H. Thornwell）在日记中透露：“圣经和信仰告白是我旅途的良伴，它们也一直是我宝贵的朋友。赞美神用信经的形式赐下基督教教义的美好总结。信经在许多黑暗的时候激励了我的心灵，在许多沮丧的时刻保守我。我喜爱阅读信经，在前行的时候认真思索每句经过验证的话语。”B. M. Palmer,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ames Henley Thornwell, reprinted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74, p.162.

[13] 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谈到，在教会的教父们的身上看到他们的典型特点，是“男性辩论的恩赐”和“热情的神秘主义”的结合，而且后者尤为必要，在教义和生活中把心灵从抽象中抽离出来。“认信的重要性要是缺少了这两项，就会在空洞的正统教义中变得干涸，就好像属灵情感，要是缺少了明确的认信标准，就会沉溺在病态的神秘主义的泥沼中。”To Be Near Unto God, ET reprinted Grand Rapids: Baker, 1979, pp.15-16.

[14] A. Moody Stuart, The Life of John Duncan, reprinted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91, p.48.

[15] 摘自A.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pp.34-35。

[16] Abraham Kuyper, “Calvinism and Confessional Revision,” p.484.

[17]“哦，愿这一切激励基督徒！我们看到每个时代的光照变得越来越多；正如路德所讲：‘我看到的比蒙福的奥斯汀更多；在我之后的人看到的要比我更多。’”J. Flavel, “Antipharmacum Saluberrimum,” in The Whole Works of the Rev. Mr. John Flavel, vol. IV, London, 1820, p.538. 凯波尔在1891年写下的话完全适用于二十世纪末期的教会情形，“我们可以肯定宗教改革并不是教会面对的最后一个风暴和压力。即使现在，我们的教会也在经历性质严重的危机，毫无疑问会引发精神的高度紧张，因此带来更深入和更丰富的信念，自然而然地，也会改进教会的标准。我们主观信念和客观信条之间的鸿沟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被弥合。”Kuyper, “Calvinism and Confessional Revision,” pp.509-510.

[18] David Wells, No Place for Truth: or, Whatever Happened to Evangel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3; God in the Wasteland.

[19] John MacLeod, Scottish Theology in Relation to Church History, reprinted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74, p.239.

[20] C. S. Lewis,God in the Dock,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0, p.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