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后现代思潮中的教会

文/李健安

 

引言

 

20世纪70年代起，后现代主义渐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潮，并于十年之间由边缘文化转为主流文化，渗透并且主导了学术各领域之前沿。这股思潮也侵入了教会，影响教会的诠释学、管理学、崇拜学等，使教会传统的“犹太-基督教伦理道德模式”转变成为更开放、更相对化的模式。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与了解，已是燃眉之急，不容迟缓。

 

本文尝试从各层面阐述后现代思潮对今日教会的冲击与影响。希望藉此启发教会正视危机，深思如何应对、化解、回应这一挑战，避免陷入更深之淤泥中。

 

一、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1．西方思想史发展中的后现代主义定位

 

从罗马帝国没落到文艺复兴（A.D.1400-1600）这一段时期，一般称为中古世纪（middle ages A.D.c470-1453）。由中古世纪步入文艺复兴，标志着西方文明由古希腊至罗马文化再而进入现代期之前的一个重要转化。中古世纪的社会是以神权为中心的社会。文艺复兴则反过来以人为一切的中心；从神学研究转而以人与自然为研究的中心，文艺复兴艺术家的创作题材由圣经转向自然界及人体，并注重人体美感，就是这一转化的体现。这一转向促进了17世纪的科学知识发展，以及对传统信仰与社会的质疑和批判，进而催化了理性的抬头，带动开创了18世纪的启蒙时期（enlightenment）。随着启蒙时期而来的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步入20世纪时，理性的绝对化臻至高峰，导致科学主义（scientism）的产生。

 

后现代主义是当理性被尊于宝座，知识被高度系统化，囚囿于只有科学理性才是最终极标准的笼格中时的一个反思潮，尝试把那极右摆的钟摆拉回。

 

2．后现代主义之定义

 

后现代主义是什么？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并不包含一个统一的思想，或存有一个主导性的主题。后现代主义所标榜的是多元，思想家各具其说，各自表述，都有一番自己的论说，如五彩缤纷的旗帜，又似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多样。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反现代”以不同形式粉墨登场；也有人认为后现代是一个中性的运动，在不同的领域（艺术、科学、形上学等等）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还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对真理的观念采取一种自我冲突（self-contradictory）的攻击。

 

给后现代主义下定义是难的。

 

3．后现代与认识论

 

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主要乃在于认识论（epistemology）。这牵涉到历史中三个不同阶段的认识论：前现代（pre-modern）、现代（modernity）和后现代（post-modernity）。

 

现代与后现代乃是两个紧紧相随的历史时段。按马克思以及韦伯（Max Weber,1864-1920） 的分法，现代乃是指中古世纪或封建主义之后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Ritzer,1990:2）。以性质而论，现代是反传统的，创新的，充满朝气与动力的。而后现代则是指紧随其后而来的社会与政治时代。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这三个时代的特征如下：

 

1）现代主义之前的时代，通常被称为前现代，特征是非常注重实在论（realism）。实在论认为，任何感官所能感觉的物体都有它们客观的存在，无关于心或心理上的事实。因此，前现代的世界所看到的是真理与经验的统一性。前现代思想家的一个重大任务，是去发现基要真理，以便价值与人的行为能够符合那终极的实体。

 

在前现代时期中，主导社会的乃是教义、信心及形上学之假设。

 

2）当前现代逐渐发展为现代时，这统一的生命观就由前现代进入现代。现代的思维建基于18世纪的思维模式。在其中，人的理性被抬高为能够了解所有实体的唯一途径。而科学与客观知识的追求即成为人类的乐观前景。对于寻求科学确定性及伦理道德自主性的现代思维而言，“上帝”是一个多余、不必要的假设。

 

在现代的时期，主导社会的乃是科学知识。

 

3）后现代思维则完全摒弃对统一性的探讨，既唾弃现代主义对人理性的高举，以及对科学作为探求实体基本架构之崇尚不移的信心，也唾弃现代主义对人类伦理道德及社会提升、进步之某种理想的信心。

 

在后现代的时期，主导社会的乃是科技，特别是信息科技。

 

用华特‧安德森（Walter Truett Anderson）的比喻（Albert Mohler in Dockery,2001:56），以上三个时代的认识论现象可以解说如下：

 

• 前现代的视角是：“There’s balls and there’s strikes, and I call ’em the way they are.”（有坏球，有好球，它们是什么，我就判成什么）[1]
• 现代的视角是：“I call ’em the way I see ’em.”（我看到什么，就判成什么）
• 后现代的视角是：“They ain’t nothin’ until I call ’em.”（我怎么判，它们就怎么是）

 

 

二、后现代主义之缘起与沿革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西班牙作者弗‧奥尼斯（Federico de Onis）1934年出版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中。随后，德‧费兹（D. Fitts）于1942年编辑出版的《当代拉美诗选》中再次使用此词。这个术语在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的历史研究中也使用过。汤恩比认为，后现代的标记乃在于西方绝对优势的结束，以及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与基督教的式微；当西方文明转向非理性与相对主义时，这后现代之传统即已开始；权势由西方文化转到非西方文化，以及一种新多元性世界文化中（Grenz,1996:16）。汤恩比于1939年进一步认为，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人类从此战事的废墟中步出时，整个世界即已挥别现代，进入了后现代。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全球性的巨变是西方社会一个新的，但却未成形的意识形态的开始，这个惊惧梦魇粉碎了自由主义者的乐观憧憬，西方的文明文化被彻底夷为平地，促使人类聚焦于一个新的盼望，以一个崭新的方式去了解这世界。

 

哈桑（Ihab Hassan 1925- ）则认为，后现代主义约于20世纪40年代兴起，最先出现在诗歌、文学中，然后进而影响美学、艺术、电影、电视、建筑等。李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认为，后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 1929- ）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一股反现代主义的思潮（郑祥福, 1999:9-10; Albert Mohler in Dockery, 2001:54）。

 

后现代主义一词虽出现于1930年代，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却需经过三、四十年的酝酿，才开始出现于社会边缘。在1960年代，后现代氛围开始吸引了那些尝试提供一个另类、激进并且反当时主导性现代文化的艺术家、建筑家以及思想家。在1970年代，后现代对现代之挑战进一步渗透进主流文化，特别是影响了不同层面的文化、文学、建筑学、电影业及哲学。1980年代后，后现代由边缘文化转为主流文化，逐渐侵入流行文化以及社会阶层中的日常生活。后现代理念不但被广泛接纳，且已普及化了（Grenz,1996:15-17）。

 

三、后现代主义之特质

 

1．后现代主义之特性

 

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质（Ritzer,1997:8-9）：

 

• 摒弃传统的宏观思想架构，故排除所谓世界观、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并也相应否定所谓之“独一总体透视”及“解答方案”之概念。
• 后现代思想家倾向于重视现代之前时期所着重之情感、感受、直觉、默想、臆测、个人经历、风俗习惯、暴力、形上学、传统、宇宙论、巫术、神话、宗教情操、神秘经历等。
• 后现代理论家拆除现代划分学术科门界线之作法。如虚构与理论，物象与实存等。
• 后现代主义者拒绝现代所奉行之严谨、理性化学术方法进路。他们的策略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过于以理性逻辑赢取读者的心。

 

后现代主义者采纳解构法（deconstruction）作为其知识探讨及理论进路。解构法强调借着解开绕着原文之传统观念、理论、理解，以期真正了解作者的写作目的与原意。解构法的目的，特别是要清除那些藩附在现代性中的陈旧理论的乱团，它们被认为是已不再管用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解构法并非想从这被解构的废墟中重建一个经修正、改良或更真实的理论，因后现代主义者根本不相信有终极真理的存在（George Ritzer,1997:10）。

 

2．后现代主义诠释之五个特性

 

詹姆斯·塞尔（James W. Sire, 1994）给后现代主义之诠释作了五方面的特性规划 （David Dockery in Dockery,2001:12）：

 

• 任何事物事件都没有内在的意义。我们只能够对世界作不间断性的诠释。
• 对世界的不断观察所需要的是一种处境性的观察，而我们又是这处境的一部分。
• 任何的诠释并不建立于外在的文本或是它的作者，而在于诠释者的相对观点及它的特定价值观。
• 语言本身并不是中性的，且是相对性及深含价值的。
• 语言传递并表达意识形态理念。

 

四、后现代主义之诠释学

 

1．尼采：“上帝死了”与后现代诠释学

 

尼采（Nietzsche, 1844-1900）死前，已经拟就了那些后来发展成后现代思想的重要议题。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彻底摒弃启蒙时期的认识论原则，为后期的哲学铺下了步向后现代主义之路（Grenz,1996:88-93）。

 

“上帝的死亡”不仅包含宗教意义，即因上帝的死亡，人得以完全解脱，不再受神桎梏，更重要的是指形而上学的死亡；上帝是形而上学拟人化的象征。随着上帝也就是形而上学的死，欧洲两千五百年来的精神，就是那用以解释世界和存在的意义的精神或架构瓦解了，最高的价值解体了。而这种意义和价值曾是形而上学（上帝）所赋予并保证其有效性的。

 

对尼采来说，“上帝的死亡”在深层意义上是指欧洲精神已经不再是哲学探讨和基督教的架构与基础，此精神已经衰竭无力，再也不能指导人的思维。它那不言而喻的统治地位已彻底动摇。从深层来说，“这更指向迄今被看作人类存在最重要成就的精神成果的丧失，因为形而上学的本质是对一个超感觉的世界的信仰”（郑祥福,1999:89）。

 

尼采所说的“我们杀死了上帝”和“我们怎样把他杀死的”这两句话，对后现代主义诠释学来说，它背后含义乃是：人类因此透过启蒙运动和征服自然，使自我从长久以来强制和监护人类的“神”之下，被解放出来。“上帝的死亡”意味着欧洲思维框架的解体，这种思维方式完全失去了它的立足点与方向（郑祥福,1999:90）。

 

2．福柯：“人死了”与后现代诠释学

 

尼采宣布“上帝的死亡”，随之而来的是“人的死亡”。人的价值乃来自神，也是神所赋予的。如果没有上帝，人就不能生活，至少不能像他以前那样生活了。因为，意义乃是依据于两个主体性存在：一个给予意义的主体的存在，以及另一个接受这个意义以构成它自己意义的主体的存在。在此之前，意义是透过上帝之口来表明的，后来则透过人，以人为万物之尺度来表达的。没有上帝意味着，人不能如同以往一样仰赖神而存活，即原本意义观的解构（郑祥福,1999:91）。

 

福柯等人宣布了“人的死亡”，这排除了主体的语言存在的观念。福柯的名言“作者的死亡”，是摒弃“客观意义”的存在最清楚的表达。作者既已经死了，后现代主义者的诠释学把文本以及任何的客观意义作一个区分，认为任何的文本并没有它特定的含义。后现代主义者可以自由地对文本加以“玩弄”，读出诠释者的含义。读者可以非常自由、随意地读出文本的意义，而并不需考虑诠释的正确性或真理性。

 

五、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与影响

 

后现代思潮对社会的冲击与影响凿凿有据，且日益深广。在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电影等学科领域，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很明显。教会也深受后现代思潮之害，在诠释学、伦理学、崇拜学、管理学等产生负面后果。兹阐论如下：

 

1．后现代主义对21世纪社会的影响

 

后现代是历史进度过程中的一个时段，而这时段中的特质乃透过不同的渠道加以表显；或是艺术，或是电影，或是建筑学，或是社会学，或是医术或是宗教等，而把这一切蛛连网络起来的是新纪元运动，因为新纪元运动的渗透面即多元又广泛。

 

1）后现代主义/新纪元运动对社会意识形态之影响

 

后现代主义世界观是一种“没有世界观”的世界观。后现代主义并不认为我们每天生活、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客观、实存的世界，而是一个我们用固有和惯常的语言、文字、观念所建构的世界；一个用日常语言所建构的“符号世界”。故此，“我们所称谓的‘真世界’其实只是个常变的社会创作产品”（Grenz,1996:42）。在多元角度及多元观点的大前提之下，后现代主义的世界因此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的世界；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理解与诠释中都在建构自己的世界。

 

这衍生出来的是一个“各自为是”的世界观：你有你的世界观，我有我的世界观，并且你我的世界观都是真实的，都是正确的。这种世界观成为每个人审定观点的透视立足点，其“是”性变得不容质疑，不容挑战。

 

2）后现代主义/新纪元运动对社会结构之影响

 

后现代主义极力排斥宏观思想架构，不信总体论（meta-narrative）进路。这与其“不信有终极真理”内在关联。结果是排斥固有之宏观理论，着重并采纳个体、多元之相对观点进路。

 

后现代主义思潮既是“反宏观思想架构”及“反总体”的，后现代社会因此强调个人过于群体；强调“百花齐放、百鸟齐鸣”过于单一权威。这对于以“家”为社会主体结构单位，及服膺笃信，甚至乎趋于迷信于权威的东方社会是种威胁，也是种挑战。

 

3）后现代主义/ 新纪元运动对社会伦理价值观之影响

 

（i）对传统伦理价值观之挑战

 

后现代主义不信终极真理的存在，配合新纪元运动把人抬高到神的地位，直接挑战了正信宗教的核心信仰。没有神的世界，即没有绝对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区分。又当人把自我视为神时，他已经把自我绝对化。这绝对化的自我即成为衡量自我及衡量一切于我以外之准则与尺度。

 

再加上新纪元运动的神只不过是“宇宙的大我”，是位没有位格的神，也不具道德法则；以人为标准的道德法则，把道德标准与要求相对化（邓佳恩,1994:25）。后现代主义及新纪元运动之相对道德观，来势汹汹地挑衅正统信仰固守奉行的伦理观念，大大腐蚀了传统社会的固有价值观，这方面的影响在北美尤其显著。

 

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相对、圆融的精神影响之下，在欧美尤其是美国，伤风败俗、杀人害命的事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归根究底，这是社会道德价值模式从传统“犹太-基督教伦理价值模式”（Judaic-Christian ethical model）转为开放甚至放纵模式的结果。在美国，由于过分强调、维护个人权益及民主，以致在学校里，师长的职责仅限于（或说被限制于）传道、授业，即数据的传授；即或有解惑，也仅限于资料的澄清、解说，而万不能涉及伦理道德之价值判断。为人师者若轻易指责某种行为是对或错，就极有可能惹上官司，吃不完还要兜着走。甚至父母管教儿女的传统天职和权利也被剥夺。君不见，在美国有母亲因看不惯女儿夜归，训诲不果，赏以一记耳光，而被告上法庭吗？

 

（ii）引入对同性恋的赞同

 

后现代主义赞同多元主义，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有利于民主意识，言论自由及百家学说的发展与推广。但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所标榜的多元论说，若贯彻到底，所引进的，是相对化的思想，“家家皆是”，以至于无所谓对错。这不但损害真理的建立与确定，在伦理道德标准及价值观的建设上，也构成一股破坏力。

 

总体论（meta-narrative）是一种赋予实体或共通经验以意义的诠释架构。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同的社会强势群体总是以自身的世界观或总体论来诠释世界，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并控制另外一些群体。后现代主义认为，西方的进步乃是透过世界观的辖制，这世界观或总体论拟定了我们社会的议题，以至于那些“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或者被迫遵从这总体论的要求，以至于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eous）的群体；或者被压制，以至于面对被霸权消灭的威胁。后现代主义者很轻易地与多元文化主义者认同，并且毫不犹疑地“解构”历史，以至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如妇女、少数民族、同性恋者）可以得着“解放”。

 

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乐于采纳多元视角主义，接受多元实体，并且在他们的偏激应用中，摒弃生命所有领域的所有价值观。在伦理道德领域中，任何事物都被许可；在个人或是文化中，没有任何外在或内在的一致性或规范，足以对我们作任何的限制。认识论的探讨被移离舞台的中央，因为并没有任何独一总体论的存在。而之所以没有任何独一总体论的存在，根据后现代主义，乃因为没有一个总体论大到能够容纳所有群体的经验。相比现代认识论，后现代认识论的差别在于一个重要的观点：实体已不再是传统的实体，因此，过去的传统已经不再对今天的境况有规范性的意义或诠释。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女权主义中。同性恋及同性婚姻的大力倡导者认为，同性恋或同性婚姻之所以被视为不正常和反规范的，乃因为异性婚姻的倡导者把一男一女的婚姻“规范化”为正常。女权主义者对此的提问是：是谁赋予传统观点以权力，把异性婚姻规范划为正常，而相应地把同性婚姻划为反常？

 

4） 后现代主义/新纪元运动对宗教教义之影响

 

在宗教经历中，灵性的经历是重要的。然而一些后现代主义与新纪元运动所牵涉到的“灵性经历”并非一些正信宗教所能接纳的。新纪元运动与后现代主义标榜圆融、多元化，因此敞开宽大的门，对一些旁门左道或异端邪术亦不设防，以致多有巫术、通灵及与邪灵正面交通的活动，包括一些所谓神医、全人医治、内在医治等（赖赛洛,1996:135-152;邓佳恩,1994:68-69;卜勒逊,1996:67-92）。这是当今社会不能掉以轻心，而当慎思明辨的。借着超异能治疗术，新纪元运动带给当今社会的迷惑前所未有，造成的伤害也极大。另一方面，新纪元运动积极提倡一些东方传统医疗术及草药、自然疗法等。有些疗法在毫无科学化研、实验报告的基础和支持下，被愚昧地大力推广，视如神丹、万灵药。在“一药治百病”的迷信下，愚弄、荼害了许多或有识或无知者。

 

再者，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的新兴宗教、异端邪说如雨后初笋。表面上看来是一股宗教复兴之风，内中却危机四伏，轻者家庭被搞得鸡犬不宁、破裂；重者则集体自杀，与执法当局枪械军火对峙，殃及无辜。

 

新纪元运动所教导的潜能或积极思想，涉及期盼透过一些含神秘意味的途径与作法，使被现代社会之物欲、杂情等所束缚的神性得以解脱，这有异于那些单纯的潜能开发讲座与教导，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宗教面纱。这类经过包装的活动，若不从正信的信仰加以审断，恐难明辨，看穿其破绽伎俩，而易受其新奇性所迷惑，步入歧途，甚或走火入魔。

 

2．后现代思潮对教会的冲击与影响

 

除了以上影响也波及教会之外，后现代思潮对教会的影响还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1）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与诠释学否定绝对真理的存在，因而反对一个统一的世界观。今天教会所面对的是一个多元且互相冲突的诠释。缺乏绝对标准的诠释学，每一个人对圣经的解释都同样的真实，也同样的不真实。其实，真实与不真实，在后现代的诠释学中也是毫无意义的。后现代诠释的最好裁判标准乃是它们的实用性，诚如邓小平语：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2）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使教会在面对伦理道德课题，必须作决定时，把其判断基础由规范准则转向个人感觉的“好”或“坏”。当下的一代在采用“良知”时，他们的意义并不是用良知来指引自身的行为。良知只不过是给予一个人通行证，让他在做某件事时，若感觉“不好”，就可以任意而为。古训：按良知行事，已是一个危险的指南。后现代的作者与老师诱导新一代渐渐离开真理。这时代的文化因此失去了方向感，也失去了羞耻感。故而，虽然今天对属灵的追求似乎是在提升，但却有越来越多人相信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理。

 

李欧塔认为，后现代的境况代表着一种宗教危机：总体论的死亡以及意义及伦理次序的解体，都好像一把斧头已经放在基督教传统的大树下，随时要把它砍下来。而福柯的名言“作者的死亡”，很明显在挑战基督教启示观中那位最终极的作者，上帝本身。

 

后现代主义对教会这方面的影响，使向来以“信条”为基础的教会，如今转向以“灵性”为基础。而这灵性又受那“自我为是”的良知所支配。

 

3）从思潮的发展中，我们发现基督教的语言一直在受民间宗教人士的“驯服”，受逻辑实证者的修理，存在主义者的“非历史化”，过程神学家的“非绝对化”，行为主义者的“自然化”，处境伦理学者的“感情化”，使用毒品的灵异者的“化学化”，神死离异者的“世俗化”，社会活动者的“政治化”，性开放者的“释放”。如今又饱经后现代主义者的解体。

 

后现代主义不单只斥责超越性实体的客观性以及外在权威，也摒弃内在的、主观的权威。圣经，作为神的启示，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之下，已经不再享有神学及伦理道德参照标准的权威地位，而剩下在信心群体中那一种生命改变的功能。

 

结语

 

今天教会之情况，令有识之士深感忧心。教会正统受到世俗思潮、后现代主义之侵袭，伦理道德受腐蚀。这是教会之忧、之惧。在教义上，世俗思潮对教会所带来的是负面的、含误导性的教育。作为教会的牧者、领袖，我们当认同主耶稣洁净圣殿时的心境：“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约2:17）

 

保罗当日对提摩太的劝勉也应当是对今日教会的劝勉：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工夫，尽你的职分。”（提后4:1-5）

 

 

参考书目

 

Dockery, David S.,“The Challenge of Postmodernism ” in Dockery ed. The Challenge of Postmodernism,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1.

Grenz, Stanley J., A Primer on Postmodernism,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6.

Kellner, Douglas,“The Postmodern Turn: Position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George Ritzer,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Mohler, Albert Jr., “The Integrity of the Evangelical Tadi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Postmodern Paradigm” in Dockery ed. The Challenge of Postmodernism,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1.

Ritzer, George,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 Inc., 1997.

 

邓佳恩，《透视新时代运动》，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4

赖赛洛，《揭开迷惑新时代运动的神秘面纱与错谬教导》，台北：橄榄文化基金会出版部，1996

卜勒逊，《新纪元答客问》，香港：天道书楼，1996

郑祥福，《后现代主义》，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

 

 

作者简介

 

李健安，马来亚大学农业经济学士，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宗教学硕士、哲学博士，费城天普大学社会学硕士。曾任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院长，2005年创办“福音文化中心”并任会长。

 

 

[1] ball（坏球），strike（好球）是棒球术语。——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