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

文/老陈﹠小何

 

 

盛夏的一个凉爽的晚上，同为基督徒的老陈与小何相聚在咖啡馆，就中国教会未来要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影响教会发展的四个因素，我们所面临的各样挑战以及对策，等等。讨论中，一个频频发问，一个娓娓道来，展开了一幅中国教会现状和未来的全景图。

 

 

 

小何：老陈，你怎么看中国教会的发展？是否存在一条必然的道路，以至于我们可以进行预测？还是说，因为各种外部和内部的不确定性，中国教会未来的形态和神学特征并不确定，要看我们努力的结果？当然，在神永恒的旨意中教会的发展道路是确定的，但我想问，从人的角度看，我们能否在神学上做一个推断——或者通过回顾西方教会的历史——而看到中国教会大致的未来？

 

老陈：我感觉，未来中国教会的发展——它的模式，它的神学形态——将是过去和现在各种外来的因素和内部的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这些国内和国外的因素又可以分为教会内和教会外的两种，所以塑造未来中国教会形态的因素大体上有四种。

 

小何：四种因素？

 

老陈：是的。第一，海外的、世俗的因素；第二，海外的、基督教的因素，也就是说宣教士和在中国服务的外国基督徒所带来的影响；第三，中国本身社会、文化的因素；第四，就是国内教会在过去50多年间所形成的传统。

 

小何：你所说的海外基督教的因素是指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

 

老陈：都有，两者都有。

 

小何：你可否谈谈这四种因素各自的特点和影响方面？

 

老陈：首先是外部世界的世俗因素。当代中国和世界同步进入后现代，其特征包括对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执著，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家庭的瓦解，后现代式的相对真理观，等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中国也身处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世俗文化潮流之中。但是，这种世俗因素同时包括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国社会文化在后现代性之外还显示出很多现代性的特征，比如科学主义，唯物论，无神论等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现代性还是主流的。

 

小何：这样一种以现代性为主流特征的后现代社会文化对于教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老陈：这样一种局面使得教会必须同时面对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方面信仰要面对现代性中理性和科学观念的质问，同时在护教和布道中又要顾及到后现代一代国人的“迷思（myth）”(注1)  以及对真理追求的冷漠。后者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心血，教会要细心地去听每一个生命的声音。这要求很大的工作量和爱心，意味着大量的时间和人员投入。这是中国教会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小何：让我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我们知道，诸如美国这样注重人权，标榜自由的西方国家会从其理想主义的外交理念以及非常实际的国家利益出发而关注中国的发展，包括基督教的发展，并且可能试图通过采取实际行动的方式来干涉或者说影响到中国的发展。比如小布什前段时间在白宫会见了三位来自中国的基督徒。那么，外部世界这样一种政治或者经济运作，这样一种有意识的介入行动对于中国教会而言是好事呢还是坏事？

 

老陈：虽然教会对于未来生存空间的期待可能会因为一些国际事件的发生而获得某种暂时的满足，因而这些事情看上去有一些好处，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诸如美国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使中国的教会被强迫性地卷入了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利益斗争的漩涡中。总的来说，我认为这对中国教会的影响负面多过正面。

 

小何：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教会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本身的发展上，应该通过内部的建造而获得发展，而不是借助于外部力量特别是政治力量获得社会、政治权利意义上的自由空间，然后期待教会可以在这样一种自由的空间里获得空前的发展？这是否意味着即使在中国目前这种状况之下，教会仍然应当寻求从内部获得发展动力？

 

老陈：教会发展的动力从来都是从内部发出，然后延伸到外部的。对于生命重建的关注对我们的信仰而言是第一位和义不容辞的。

 

小何：可是，教会难道不是存在于世俗社会中的么？教会的难道不是在与社会的互动，包括在与政治的互动中成长起来的么？

 

老陈：（尝了一口冰激凌）嗯~~，绝对是！教会需要在社会上包括政治上发出先知的声音，要行公义、好怜悯，做好邻居和生态的好管家。可是如果没有内部信仰生命的动力和神学思想的根基，教会对外部社会动态的回应肯定是软弱无力的。

 

小何：那么，这种区分在哪里呢？我们如何又可以对外积极扮演先知的角色，同时又不至于陷入一种把信仰世俗化的境地，像南美的解放神学或者社会福音运动搞的那样？

 

老陈：这在于我们如何以圣经为基础建立对社会和文化使命的认识。上帝创造亚当，吩咐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同时管理大地。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上帝差遣“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来完成了亚当应当完成却没有完成的使命。因此，我们所信仰的赎罪救主同时就是文化使命的榜样和领袖。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个使命，因为我们的救赎主只有一位，不是两位。

 

小何：你说第二个因素是海外的基督教。西方教会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明年是马礼逊来华两百周年，可以说两百年来，中国教会就是在西方教会的带领和影响下建立和成长起来的。1949年之后似乎中国教会不再受西方影响，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还有西方宣教士来中国，但是似乎中国教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教会和神学传统。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教会对中国教会今后的发展还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老陈：76年之后，特别是89年之后，西方教会恢复了对华的关注和服务，它的神学和思想形态又大量进口到中国，中国教会近年的发展其实很深地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福音派神学的影响。西方教会发展的趋势包括：第一，灵恩派已经成为“非自由派”中的大多数。他们对敬拜形式，对于神迹的看法以至于神学，都影响着国内的教会；第二，福音派从“基要派”转化为“新福音派”，开始关注西方学术界，包括哲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等课题，他们已经不再像以前基要派那样不关注世俗事物，却又失去了从前批判世俗思想的精神。现在给人的感觉，似乎他们努力要赶上世俗潮流，但是又追赶得很乏力。美国教会上一代的精神在没落。葛培理每一次布道，他的布道团都宣布这是最后一次，这象征着上一代福音派的没落。这就是西方教会的两大趋势：灵恩派的兴起和福音派的世俗化或者说内在精神的没落。

 

小何：灵恩派在当代中国教会中已经有了一定力量，而城市教会也开始有追随西方教会而变得世俗化的危险，体现在部分城市知识分子和白领教会的“俱乐部化”倾向。中国教会如何可以一方面继续和西方教会保持接触，同时又不至于受到这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中国教会怎样可以获得“免疫力”？

 

老陈：对西方福音派教会的不良影响，中国教会一定要具有“免疫力”。如何做得到？这要看国内的教会领袖们对神学装备问题的思考和行动的决心。问题的关键还是对真理的认识。

 

小何：以目前中国的现实，大规模正式的神学教育显然不太可能。教会如何能培养足够多的，在信仰上坚定，在神学上又有深度的传道人？

 

老陈：随着网络和媒体的广传，一些内容扎实又轻巧便携的教育材料对于教会而言将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选择。但愿海外的教育和出版机构放弃往日的做法，不再总是向中国推销程度比较浅的材料，而努力地去制作一些既严格忠于圣经教导，又有相当思考深度，且敏感于时代脉动的神学教育资料。目前北美人数最多的灵恩派和福音派教会机构还没有在做这件事。应该是一些新的和小的教会与机构会起来做这类事情。

 

小何：那么从传统而言中国教会受哪些西方神学流派的影响呢？

 

老陈：中国教会主流受自由主义和新正统主义神学的影响一直很微弱，有影响的主要是受二十世纪的基要主义，包括敬虔主义（避开文化与社会使命）、律法主义（以行为而自义）和反智主义（反对深入探讨神学）等。目前国内家庭教会有很大部分还停留在神秘主义的属灵模式中，典型的心态就是反智主义。

 

小何：80年代之后进入并影响中国的这些西方神学流派——比如改革宗——与中国业已形成的教会与神学传统恐怕会有一些冲突，包括对事情的看法，一些具体的做事方式。你认为我们如何面对并调和这些冲突？还是说中国不可避免会走西方教会历史的老路，教派纷争会比较明显？有合一的可能性么？

 

老陈：以我很有限的经验，基要、敬虔派教会的领袖正在迅速地年轻化，他们对自己团契的领袖培训工作非常关注。改革宗和任何其他福音派一样要面对庞大的教会领袖培训工作，上帝逐渐把神学教育的门越开越大。在这些教会中我还不觉得改革宗是一个倍受排斥的神学体系。所以机会和可能性是越来越大的。

 

小何：在当下的城市教会中，改革宗神学在一些知识分子圈子里似乎很受关注。你认为除了因为改革宗强调理性，它的神学非常的系统严谨之外，还有什么其它的原因？

 

老陈：除了神学的理性与缜密，改革宗的吸引力肯定在于它对文化使命的强调。

 

小何：我们刚才讲了海外世俗的和基督教的因素，讲了中国教会自身的传统，那么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因素这一块，除了政治环境很明显影响很大之外，还有什么？

 

老陈：最大的问题还是价值观的转移和家庭的瓦解。我们必须带着无比的恩典与怜悯之心来牧养当代和未来的教会。破碎生命的重建不在于使用世俗心理学的理论与治疗技巧，而在于真理与恩典的结合，在敬拜、教导、关怀、彼此的交通与代祷之中，在个人与神的相遇之中。

 

小何：传统文化和几十年来共产主义教育呢？有影响么？在港台很多人在研究“处境化”的问题，在寻找一套使福音适合于传统中国文化土壤的方法。大陆如何呢？

 

老陈：使我吃惊的倒是中国五十年来教育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式微。我本来抱着很大的希望去和一些有高度辩证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对话，但是我所碰到的情况令我在向那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不得不提醒他们：“请你们信了耶稣之后不要变成一个基督徒反智分子”——这种趋势太过普遍了。其实，真正影响教会的社会趋势不是共产主义，乃是后现代的物质主义文化，对生命的颓丧态度对国人的影响。至于儒家和道家思想是否仍然有影响呢？我看对三十岁以下的青年而言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小何：你刚才提到物质主义，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这些年正在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速度物质主义化。

 

老陈：嗯，是的。

 

小何：在如今的教会中——不论是在农村教会还是城市教会——信徒的人生与物质主义化的、城市化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越是在生活富足的城市中的教会，信徒往往越显得非常的软弱。在信心，在奉献，在各个方面，“软弱”成了城市教会中经常听到，信徒时常挂在嘴头的一个词。我想这绝不是“基督徒式的谦卑”这么简单而已。作为基督徒，在信仰上如何抵挡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

 

老陈：其实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任何城市化很发达地区的教会都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不论是在亚洲比如新加坡，还是在北美比如“硅谷”、西雅图、纽约，莫不如是。其他地方如欧洲、澳洲就更不在话下了，因为那里教会的世俗化和“后基督教化”更为彻底。出路在于教会的生活，特别是彼此代祷、彼此支持的团契生活。也就是对个人生命的责任感。信徒要彼此负责，彼此关怀，彼此支持，存恩典的心，托住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当然有很多因素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比如工作所需的时间，晚上会加班到九点十一点的基督徒不限于北京和上海，新加坡和西雅图都不例外。

 

小何：如果提到东方的、亚洲的国家，本身有很深厚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受到基督教深深的影响，几乎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就不能不提韩国。虽然他们同样生活在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生活非常物质主义化的社会中，但是看上去那里的基督徒，从传道人到平信徒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奉献心态，好像是没有太多受到经济和物质的影响。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呢，还是他们有什么特别？

 

老陈：至少过去这不是一种表面现象。但是目前，我感觉是一种强烈的领袖的个人意志与魅力在支持着韩国教会的活力，再加上来自韩国文化和民间宗教中的那种顺服意识，那种对非理性层面的、属灵权柄的看重。我想韩国教会对于世俗化并没有“免疫力”。

 

小何：这对中国有什么镜鉴？比如你提到的个人权威等“非理性因素”。

 

老陈：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它都市化变迁的速度，以及儒家、道思想的没落。虽然中国民间宗教正在复兴，并快过基督教会的增长。但是我所看到的中国，是世俗而不是传统在影响教会。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教会，是城市教会对农村教会有影响而不是反之。

 

小何：你刚才讲了影响未来中国教会形态塑造的四种因素。面对这四种因素，在神学上和教会事工中我们有哪些挑战是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

 

老陈：在对圣经的解释和神学上第一个挑战是如何使用严谨的查经方法去读经、解经和讲道。虽然参考书的使用很重要，但是比较独立的、归纳式的、观察/分析式的查经方法有待在中国发展和流行。

 

小何：你指的是在北美校园查经班流行的“归纳法查经”？

 

老陈：是。当然“归纳法查经”并不是校园团契的发明，其历史可追溯到1950年到1952年“纽约圣经神学院（Biblical Seminary of New York）”一位教授的著作。而寻求其远因，就要追溯到十六、十七世纪清教徒的解经和讲道方法。第一步是“诵读圣经”；第二步是“经文要点复述”；第三步是“列出教义和事实”；第四步是“列举应用”。这看起来就很像归纳法查经“观察、解释和应用”的三步法，只不过前者比后者早了三百多年。

 

小何：这是在解经和神学问题上，那么在教会治理模式上呢？是否存在一个较好的西方传统可以借鉴，还是中国要生成自己的治理与教导模式？

 

老陈：教会治理模式不外三种：监督制、会众制和长老制。监督制是将权柄主要集中在一位监督（或者主教、牧师、长老）身上，对于教会事务他有最后决定权；会众制是一种民主制，大量教会事务由投票或者共识决定；而长老制则是代表制，会众选出长老，彼此负责，对教会进行团队领导。教会在每一个时代都徘徊摇摆于监督制和会众制之间，但愿更多的教会开始采用一种彼此监管的，团队性的领导方式。显然在这方面圣灵的光照大不缺乏，我看见活用的长老制越来越多。

 

小何：假设一个中国教会意识到了教会管理模式的问题，并且也愿意选择长老制，但是在没有任何具体措施借鉴，没有传统，没有外来带领的情况下，他们如何建造出自己的教会管理体系？

 

老陈：对应办法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方面。非正式方面，教会需要培养“我需要弟兄姊妹”的观念，要深化建立小组生活和一对一的代祷支持。正式方面，每一个小组或者堂会都可以厘定所选出的多位领袖的责任，也学习把决定的权柄交给他们。而有责任、有权柄领导的人，他们的权柄又向谁负责呢？当然是向选举他们的会众。那么，如果所选举出来的小组或堂会领导者和会众之间产生了摩擦怎么办呢？在没有更高一层宗派结构和管理机构的前提之下，每一个小组或堂会的会众应当考虑请临近的小组或者堂会中有经验的领袖帮忙做顾问，负责冲突的调停，包括在长远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提出建议。

 

小何：曾有一个弟兄讲过，如果在下面的十多年中，中国基督徒的人数达到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那么按照一百几十个会众需要一位牧者计算，中国需要上百万个传道人。如何可能在下面的十多年中把这一百万个传道人培养出来呢？如果没有这么多牧者被培养出来怎么办呢？

 

老陈：我们相信圣灵的带领和光照，但是我们在领袖培训方面必须不断的努力，特别是在“训练训练者”的方面。

 

小何：“训练训练者”？

 

老陈：我的意思是说，除了要培养、训练教会的牧养者之外，我们还要投资于培养、训练那些能够培养、训练教会的牧养者的人。

 

小何：这让我想起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所说的话。

 

老陈：是，是。我们“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好使他们能够教导别人。所以牧者在教导的时候要注意甄选一些有恩赐能教导他人的人。

 

小何：我注意到存在这样的传道人，他们有强烈的牺牲精神，把全部的时间和情感投入在教会的事奉中，甚至一点闲暇都没有。这当然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但是如果一个牧师过于忙碌于具体的事务中，事必躬亲，以至于没有时间规划教会的未来，这是否合适呢？如何做一个牧者？

 

老陈：这正是现代、后现代都市型教会传道人所面对的挑战。牧者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特别在时间、精力和属灵能力方面，必须对神负责，意识到长期投资于自己的“有效性”的重要性，规划时间出来进行学习和发展。拒绝做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的消防员。要懂得分辨什么是“紧急的”，什么是“有生命重要性的”。

 

小何：教会也有类似的问题。一个教会有很多功能，要做很多事情，但是什么是教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动力？什么原则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

 

老陈：两方面：第一，能教导的去教导；第二，能关怀的去关怀。在教会中，很多能关怀的信徒在开会，在忙碌于事务，我们要释放他们去做真正怜悯和关怀的事工，不要被日常事务所捆绑住上。

 

小何：讲讲宣教吧。有些人理解主耶稣的命令说，我们要“直到地极”作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地极”站在主说话的耶路撒冷看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很久以来就有一个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比如当年的“西北灵工团”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很多人相信中国未来将是一个宣教的大国，我们要向西，向伊斯兰教国家宣教。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适合开始做这件事，我们要为此做什么准备？

 

老陈：每一个国家、文化的教会都必须从事宣教的工作，必须同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四类环境中从事福音的传播和教会的建立。教会必须建造强有力的基地，才能长期有效地差派宣教士而不至于短期耗尽力量。因此，相关的教导和事奉操练要发生在每一个堂会，每一个会众身上！

 

小何：每一个人？宣教并不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

 

老陈：对，每一个人！对于信徒而言，在工作场所，在社会上活出基督的恩典、怜悯和智慧，发出先知的声音，随时随地注意到别人的需要，这正是最好的宣教训练。在都市化的中国，城市本身就是最好的宣教工场。至于伊斯兰教国家特殊的挑战，需要我们有忍耐，有智慧的探讨。在甄选宣教士方面要特别留意能够长期服事的人才。

 

小何：所以，现在是中国教会为了宣教而打基础的阶段，不一定要走得很远才是宣教，城市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宣教工场。你认为哪些城市非常重要，将来可以对整个中国产生很大影响？

 

老陈：任何有众多学生和专家学者的地方都是发展城市教会最好的地方。

 

小何：向这些人传福音和造就他们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老陈：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福音的误解，对“传福音”概念的曲解。我们过分看重一次性决志的意义，没有看到每一位慕道朋友在理性和非理性两方面对真理，对基督的回应需要一个过程，中间会有很多波折，而决志之后又会面临各样生命和社会的挑战。过去两百年西方福音派过分强调决志，这种观念对中国的福音化不利。

 

小何：所以你对那种“奋兴布道会加决志呼召”的传福音方式并不认同？

 

老陈：我不反对——只要有个人的栽培在呼召与决志之前及之后。

 

小何：就是说要和日常的传福音和关怀培训工作结合起来？

 

老陈：对。

 

小何：存在一个问题。虽然“决志”现在看来是一种过于简单而表面化的方式，但是毕竟提供了一种辨认信仰身份的方法：从今天起我是一个基督徒了。如果不再强调“决志”的行动，我们如何分辨一个生命的状况呢？

 

老陈：早期教会有一个“学道者”制度（catechumen），指人在领受洗礼之前一到两年在教会学习的阶段。“学道者”参加教会礼拜，在圣餐之前，执事会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会离开，只留下可以领圣餐的人。这样的制度适用于慕道者，也包括孩子们甚至接受教会劝惩的人。

 

小何：（正在吃三明治）……

 

老陈：一个今天所谓的“决志”行动其实可能基于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1）我以前是无神论者，现在不再是了——仅仅如此；（2）我有生命的需要，耶稣可能是解决我问题的那一位；（3）基督徒的祷告是有效的，我也感受到了爱心的力量；（4）我今天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求他赦免我的罪；（5）我之前已经在心里面有真正的信心与悔改，这一次的决志是内在信心的表达。决志者至少有这五种可能，传福音者要分辨在每一个生命中究竟正在发生什么。

 

小何：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今后的传福音方式要转变，要像早期教会那样，用一到两年的时间去向人讲福音，去造就他，向他讲……

 

老陈：（接话茬）……其实，与其说要“讲”，不如说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听”。我们要去了解每一个生命。讲是必须的，但是圣灵会引导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听”圣灵的声音，并且我们要用心去“听”每一个生命的故事和心声，不仅仅是迫不及待地去“讲”。

 

小何：我用一个两面的问题来做结束：总体而言，在中国教会中我们看见最宝贵的是什么？最需要改进的是什么？

 

老陈：最宝贵的是基督徒之间的那种弥足珍贵的爱，是我们在爱中的交通、团契；中国基督徒最需要改进的，是要记得主耶稣爱我们，接纳我们的事实，学会让这种显出莫大恩典和怜悯的爱成为我们生命的真正动力，而不仅仅是追求别人对我的看法，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这上面。有才干的基督徒不能够太过在意别人怎么看，而需要从心灵深处领受主的恩典，知道自己是被接纳的，虽然软弱而有限，但是仍然被主所使用。一个领导者也是，他需要释放自己，放下他戴在世人和信徒面前的“面具”——那种从来不犯罪，没有软弱，没有挣扎的假象——这是肉体和血气的表现。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和感动，彻底承认自己的软弱。

 

小何：你相信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吗？

 

老陈：什么叫基督教国家？如果这意味着“基督教成为文化的主流”，目前看有这种可能性。有人说基督教已经从“中国社会的边缘”进入到“主流社会的边缘”了。基督教的价值观有没有可能成为国人普遍追求的对象？这种尚微弱的可能性目前正在增加，至少它已经从不可能进入到可能了。

 

 

 

注1：这个词在这里指一类对事物庸俗化的，似时而非的，口号宣传式的认识和说法。虽然这些说法本身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真理或者说正确的观念，但是因为它们以极度简化的形式出现，所以会引起误解和混淆。往往人们坚持这类说法的时候并不真正明白那到底是什么意思。—编者注